幸虧到了新時期，人們知道還是自己的頭腦最可信。父親明確采取了不依傍他人，“修辭立其誠”的態度。我以為，這個“誠”字並不能與“偽”相對。需要提出“誠”，需要提倡說真話，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悲哀。
父親一生對物質生活的要求很低，他的頭腦都讓哲學占據了，沒有空隙再來考慮諸般瑣事。但是他總是為別人著想，盡量減少麻煩。一個人到95歲，沒有一點怪癖，實在是奇跡。父親曾說，他一生得力於三個女子：一位是他的母親、我的祖母吳清芝，一位是我的母親任載坤，還有一個便是我。1982年，我隨父親訪美，在機場上父親作了一首打油詩：“早歲讀書賴慈母，中年事業有賢妻。晚來又得女兒孝，扶我雲天萬裏飛。”確實得有人料理俗務，才能有純粹的精神世界。近幾年，每逢我的生日，父親總要為我撰寫壽聯。1990年夏，他寫了最後一聯：“魯殿靈光，賴家有守護神，豈獨文采傳三世；文壇秀氣，知手持生花筆，莫讓新編代雙城。”父親對女兒總是看得過高。“雙城”指的是我的長篇小說，第一卷《南渡記》出版後，因為沒有時間，沒有精力，便停頓了。我必須以《新編》為先，這是應該的，也是值得的。
父親雖奉儉，但不乏生活情趣。他並不永遠是不苟言笑的，也有豪情奔放、瀟灑閑逸的時候，不過機會較少罷了。1926年父親31歲時，曾和楊振聲、鄧以蟄兩位先生，還有一位翻譯李白詩的日本學者一起豪飲，四個人一晚喝去12斤花雕。60年代初，我因病常住家中，每天傍晚隨父母到頤和園包坐大船，一元錢一小時，正好覽盡落日的綺輝。一位當時的大學生若幹年後告訴我說，那時他常常看見我們的船在彩霞中飄動，覺得我們真如神仙中人。我覺得父親是有些仙氣的，這仙氣在於他對一切看得很開。在他的心目中，人是與天地等同的。“人與天地參”，我不止一次聽他講解這句話。《三字經》說得淺顯，“三才者，天地人”。既與天地同，還屑於去鑽營什麼！那些年，一些稍有辦法的人都能把子女調回北京，而他，卻隻能讓他最鍾愛的幼子鍾越長期留在醫療條件落後的黃土高原。1982年，鍾越終於為祖國的航空事業流盡了汗和血，獻出了他的青春和生命。
父親的呆氣裏有儒家的偉大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到“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地步；父親的仙氣裏又有道家的豁達灑脫。秉此二氣，他穿越了在苦難中奮鬥的中國的二十世紀。他的一生便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縮影。
據河南家鄉的親友說，1945年祖母去世，父親與叔父一同回老家奔喪，縣長來拜望，告辭時父親不送，而對一些身為老百姓的舊親友，父親則一直送到大門口，鄉裏傳為美談。從這裏我想起父親和讀者的關係。父親很重視讀者的來信，許多年中常常回信。星期日上午的活動常常是寫信。後來我曾代他回複一些讀者來信，尤其是對年輕人，我認為最該關心，也許幾句話便能幫助他們發掘了不起的才能。但後來我們實在沒有能力做了，隻好聽之任之。
時間會撫慰一切，但是去年初冬深夜的景象總是曆曆在目，我想它會伴隨我進入墳墓了。當晚，我們為父親換衣服時，他的身體還那樣柔軟，就像平時那樣配合。他好像隨時會睜開眼睛說一聲“中國哲學將來會大放光彩”。我等了片刻，似乎聽到一聲歎息。
不得不離開病房了，我們圍跪在床前失聲痛哭！鍾遼扶著我，可我覺得這樣沉重而孤單！在這茫茫世界中，再無人需我侍奉，再無人叫我的乳名了。這麼多年，每天清晨最先聽到的，是從父親臥房傳來的咳嗽聲，每晚睡前必到他床前說幾句話。我怎樣才能從多年的習慣中走出來！
然而日子居然過去快一年了。隻好對自己說，至少有一件事稍可安慰。父親去時不知道我已抱病，他沒有特別的牽掛，去得安心。
文章將盡，玉簪花也謝盡了。鄰院中還有通紅的串紅和美人蕉，記得我曾說串紅像是鞭炮，似乎馬上會劈劈啪啪響起來。而生活裏又有多少事值得它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