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句到第九句話，都是談知識分子的。第六句話是：“知識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所謂分子，就是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
有一次，王先生突然跟我談起一些知識分子的表現。這是很少有的，因此，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
王先生說，某些知識分子看起來很博學，談古今、說中外，其實是“二道販子”：向外國人販賣中國貨，又向中國人販賣外國貨，販賣而已。
王先生又說，還有些知識分子，很聰明，開始時也用功，在學術上確實做出了一些成績，取得了一定的學術地位。然後，就吃老本，不再做學問了，而是到處開會、演說、發言、表態，以求最大限度地博取名聲，取得政治、經濟上的好處。這就成了“社會活動家”了，卻還要打著“學者”的旗號。這時候，學術就不再是學術，而成了資本了。當年的研究，不過是一種投資，現在就要獲取最大的利息了。
今天的中國學術界裏，這樣的“二道販子”恐怕是越來越多了。我不能不感佩王瑤先生的“毒眼”和遠見，同時也時時警誡自己：不要做這樣的“偽學者”。
王先生關於知識分子的第九句話，現在已經幾乎是社會流行語了：“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我記得王先生先是私下裏和學生、朋友說的，後來，在政協會議上一說，就傳開了。
一直到今天，人們說起知識分子的處境與選擇，也總要提起這句話，王先生也確實把知識分子的尷尬、無奈和頑強堅守說透了，而且用的又是“王瑤式”的表達方式。有意思的是，今天人們提起這句名言，已經差不多忘記了其發明者是王瑤。
我給他做助手時，王先生還說：“錢理群，我讓你做我的助手，你知道你的工作是什麼嗎？現在這個時代，你要是不動，人家就把你忘了，你就負責在外麵替我晃來晃去，表示王瑤的存在。”我當時非常震驚，心中悲涼，先生太聰明，看得太透。
二十世紀80年代不做事的學者有兩個，一個是王瑤，一個是錢鍾書。
錢鍾書在那時也是隻整理過去的文章，新作很少。王瑤太清楚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看得太透了。他知道現代文學研究不能做得太多，不可能有大的發展，真正有作為的是古典文學研究，可是他回不去了，所以他絕望，但他還是積極有為的，體現的還是魯迅精神：反抗絕望，看清楚一切，又知其不可為而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