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姿態與小說家的追求
翠柳街
作者：何子英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對於小說敘事應該采取什麼樣的姿態，我感到相當的困惑。作為一個職業閱讀者，我必須每天閱讀大量的小說稿，從中篩選令人滿意的作品，可是現狀卻常常令人失望，使我對當下的小說寫作狀態不免有些隱隱的擔憂。我想這可能不是杞人憂天。看看當下充斥眼前的大量粗製濫造的小說文本，它們麵目模糊，故事重複，思想膚淺蒼白，文本粗糙簡陋，或者是社會新聞的移植，或者是生活現象的羅列，想象力和虛構能力貧乏，敘事能力低下，缺乏小說應該具有的藝術美感，更談不上深邃遼闊的思想。這樣糟糕的寫作狀況，被評論家李敬澤批評為“全麵地向寫實‘走’，……就是一窩蜂向著寫實紮過去，除了寫實不再有其他的藝術誌向。”他還指出，這種“寫實”甚至稱不上“現實主義”。過於“寫實”的寫作實際上是消費社會裏的欲望宣泄，不講敘事策略和敘事技巧，小說趨向單一化的表達，隻剩下了“講故事”，可小說並不僅僅是故事。在這樣的敘述語境下，需要那種對文學懷有理想和追求的作家，用他們的寫作來堅守真正的文學精神，引領時代的寫作風尚，扭轉過於功利化欲望化的寫作現狀。
令人高興的是，我從一些年輕作家的寫作中看到了這種希望，他們正在崛起，並以他們的寫作實踐證明著優秀小說家應該具備的藝術追求和探索精神。這一期我們發表的70後作家趙瑜的中篇小說《我的前半生》就是一個很有特點的文本。在這篇小說中，趙瑜顯然有意與當下生活保持了距離，他虛構了一個生活在上世紀30-40年代的人物，人物生活的曆史背景正是中國社會大動蕩的時期。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鄉村青年趙路結束了他的樸素溫暖而充滿野趣的鄉間生活，失去了父母雙親和青梅竹馬的女友，失去了歡樂的家園，從此開始了他半生顛沛流離的苦難生活。在他的流浪生涯中，他先後結識了四個不同身份不同性情的女子，他與她們奇異的感情糾葛貫穿了他的人生，也令他的生命有了豐富的體驗和感受，獲得了生命的重量和厚度。 趙瑜回避了主流意識形態下的宏大敘事模式，回避了革命史詩式的書寫，他不追求宏大與壯闊，目的也不在於控訴那個時代的不幸，或者展覽那個時代的痛苦，對於苦難的書寫不是刺刀見紅式的尖利，他選取了小視角的個人化敘事，他要表達的是那個時代生命個體的真切體驗和感受，是個人的疼痛、愛與恨。所以他采取了第一人稱“我”的敘述視角，摒棄了書寫曆史人物常用的全知全能式的視角，這樣的敘述視角帶有強烈的個人主觀色彩，也增加了故事情節的親曆性和現場感，拉近了敘事者同讀者之間的距離。
《我的前半生》在敘事的語調上，趙瑜采取了舒緩、輕鬆的語調，這樣的敘述語調奠定了作品的抒情基調和敘事節奏。作品開頭部分，主人公趙路對自己鄉間生活的描述，與青梅竹馬的女孩香草在一起時對香草的感覺和周邊環境的描述，充滿詩情畫意。故事便在這種濃鬱的抒情氛圍中徐徐展開。
在敘事結構上，小說采取的是單線條的結構，以事件發生的時間和主人公活動空間的自然延伸為順序，來結構故事，每一章節出現一個主要人物，即相繼出現的五位女性，然後再放射狀地牽連出她周邊的次要人物，如同一棵大樹的生長，先有了樹幹，然後生長出茂盛的枝葉。這樣的處理使得小說的線條清晰，簡潔明快，趙瑜似乎不願在結構上大費周章，他的本意隻在敘述本身，他對敘述有足夠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