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陌生人相互認識之後，如何發展成為熟人關係呢？這依賴於信任的建立和加深。根據社會學理論，信任的建立基於四個因素：即能力、誠實、一致性和互惠。
信任建立的第一要義就是，你無法經營信任，而隻能經營自己的可信賴性。要建立良好的關係並獲得信任，唯有努力改進自己，而且上述四個要素都必須齊全。但事實上，中國人存在過度重視“互惠”這一因素的傾向，往往是自己圈子裏的熟人與“擬似家人”就會加以偏袒和維護，而不顧公平正義、法律法規。
其次，信任建立是一個長久緩慢的過程，然而其崩塌則在旦夕之間。人們是否可靠，需要時間的檢驗，但是人們如果出現一兩次的欺騙說謊、背後插刀的事情，信任感就會轟然倒塌。
最後，關係的管理是權力與信任交互運作的。信任為本，權力為輔。遺憾的是，現在很多管理者，總是迷信厚黑學，過於重視權力和權謀，舍本逐末，卻忽視了信任關係的建立，這終究會走上蔣介石的管理模式。
信任與人情交換
隨著科技改變一切的時代到來，人與人結識和熟悉的方式變得越來越多樣化，微信、微博等應用都在改變著人與人交往的方式。但是，中國社會中關係連帶的本質卻仍未變化，人情交換等法則依舊存在。
建立了信任關係，並不意味著建立了熟人關係。熟人關係的建立，還需要一定深度的人情往來。
人情往來可以被視為一種互惠或者互換關係，但卻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它不允許討價還價，一方施惠的時候也不能要求實時回報，甚至這種人情都不宜說出口，中國人委婉含蓄的性格在此表露無遺。
這似乎符合隻付出不求回報的共產法則，但它另一麵又具有社會交換性質，這種施惠行為，是一筆筆的人情賬，在原來施惠方需要的時候，是有償還義務的，而這種人情賬，又不是一次償還就能結算清楚的。
可能原來的受惠方，出於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原則，願意終生背負著這筆人情債，終生都願意無限地幫助自己的恩人。也可能原來的施惠方認為如今的自己變成了受惠者，由此原來的施惠方也背上了一筆新的人情債，而時時尋找回報的機會。
由此循環往複，進入良性循環，人情往來愈來愈深，從而建立了穩固的熟人關係。但是，這種熟人之間的信任也不是牢不可破的，一旦一方出現了損害行為、失信行為，或者一方的存在威脅到了另一方的生存，這種信任關係可能就會打折扣甚至破裂。
三國時期孫劉聯盟，雙方聯合抗曹，劉備還是孫權的妹夫，關係看似牢固。但是隨著情勢變化，劉備借荊州屢催不還，加之劉備勢力日益壯大，讓孫權日益感受到了威脅，孫劉雙方終究反目成仇。
熟人中的“人情交換”依然有著理性的一麵，但是這種“恩情”，卻也帶來了一種感性的信任。
理性信任與感性信任是截然不同的：理性的信任則是基於對信息的充分掌握，在精明的利害計算之後，對可預期的結果而產生的信任。感性的信任可以讓人忽視對方行為中的不確定性、信息不對稱以及未來的風險，但仍然願意相信對方。
一而再再而三反複地增強這種情感性信任，理性的算計成分會日益減少，直至轉化為“擬似家人”關係。“擬似家人”之間，往往不再理性地計較太多利害與回報，而會選擇最大限度地相信對方，最大限度地施惠對方。
對於真正的家人，情況又有所不同，因為你無法選擇你的親屬，這群人原則上不能不理睬，更難以斷絕關係。往往對於家人都是選擇盡可能地信任、施惠。但是，另一方麵也要適度地進行管理，要盡可能地既合乎人情，又合理合法。對於一些任性妄為的家人，不能過度驕縱，而要嚴加管教。
由於微信的流行，加微信好友已經成為一個陌生人，變成自身弱關係最方便、快捷的方式。稍微解析一下現在的微信“朋友圈”，裏麵存在大量的“弱關係”。根據格蘭諾維特認為的“弱連接”更有利於信息傳播的理論來說，朋友圈在傳遞消息方麵確實有著無可比擬的速度與廣度。
“弱關係”除了在信息傳播上有利，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的戒心，產生一些信任感。因此，同樣的產品，由陌生人來推銷與由朋友圈裏“弱關係”的人來推銷，必定後者要更為可信。更何況，推銷的人還有可能不隻是弱關係而已，也許是摯友親朋。
關係連帶使我們所有人都回避不了社會網絡結構，在信任的建立與人情交換的過程中，關係連帶不斷地轉化、加深。朋友圈的“微商”流行，如果產品不靠譜，等於就是在不斷地損毀人際連帶之間的信任。如果長久以來，隻是“微商”一方享受著人情交換的好處，等於就是不斷地侵蝕人際連帶之間的積累。長此以往，關係連帶自然發生變化，朋將不朋、圈不成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