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待內向的。首要關注的是長久以來“行動者”與“思想者”之間彼此的對立關係，以及如何在這兩種類型之間創造一種平衡，來改善我們的世界。同樣，本書重點關注的人群都具有以下品質：善思辨、理智、好學、謙和、敏感、有思想、莊重、慎思、思想精妙、內省、內顯、溫潤、冷靜、謙遜、喜靜不喜動、靦腆、遲鈍、臉皮薄。那類“行動者”則恰恰相反，他們熱情奔放、胸襟開闊、善交際、合群、易激動、居高臨下、行動果決、活躍、愛出風頭、臉皮厚、張揚、大大咧咧、無所畏懼、愛拋頭露麵。
當然，這樣的分類難免失於寬泛。沒有幾個人能完全符合這一點或那一點。但正是因為這些東西在我們的文化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大部分人立刻就能辨識出這些特征。
當代人格心理學家對內向和外向的定義，也許有別於我在本書中所使用的概念。五大分類學的信徒們通常會把如此品質視為有理智秉性的傾向：頭腦稟性、內心生活豐富、良知感強烈、時常會感覺相當程度的焦慮（尤其是那些靦腆的人）以及反對冒險，這些都屬於獨立的內向分類。對他們而言，這些特征可以劃歸為“樂於經曆”、“盡心盡責”和“神經質”。
而我所使用的“內向”一詞就要廣泛多了，它借助於五大心理學分類而來，也囊括了榮格對內向者“源源不絕的魅力”和主觀體驗的心理學世界的思索：傑爾姆·卡根對高度應激和焦慮的研究，伊萊恩·阿倫對敏感度的研究，以及與其相關的責任感、緊張感、內向主導以及深度處理的研究；還有諸多對於內向者解決問題方麵的毅力和專注程度的研究，這一點在傑拉德·馬修的研究中已然有了相當出色的成果。
事實上，在3000多年的曆史長河中，西方文化已經把上述一大堆形容詞同人的性格特征聯係在一起了。正如人類學家瓦倫丁曾寫到的那樣：
西方文化傳統包含了一個個體多變性的概念，這看似曆史悠遠、為人們所共知而又堅持如一。通俗而論，這是對有行動、切合實際、現實主義者或愛交際之人而言的概念，而與此對立的則是思想者、夢想家、理想主義者或靦腆的個體。與此傳統相連，普遍為人們所使用的標簽就是外向和內向的分類。
瓦倫丁心中內向的概念包含了很多當代心理學家的分類標準，諸如樂於經曆（“思想者、夢想家”）、責任感（“理想主義者”）以及神經質（“靦腆的個體”）。
眾多的詩人、科學家、哲學家也都傾向於把這些品質劃歸在一起。追溯到《聖經》開篇的《創世記》，我們有個冷靜的雅各布（一個“住在帳篷裏沉默的人”，但後來卻變成了“以色列”，意思是跟上帝在內心裏較勁的人）與他的弟弟——那個富有驚險經曆的以掃——擺開對陣的架勢（一個“善獵者”和一個“莊稼漢”）。在古典時代，希波克拉底和蓋倫提出我們的性情以及命運是我們體液的作用，血濃且“黃膽汁”的我們就偏於樂天或暴躁（穩定的或神經的外向型），痰多且“黑膽汁”的我們就偏於鎮定或憂鬱（穩定的或神經的內向型）。亞裏士多德也曾指出，憂鬱氣質總是同哲學、詩歌和藝術方麵的成就有著極深的淵源。（如今，我們可能會把這些方麵的成就歸結為實踐所得。）17世紀的詩人約翰·彌爾頓創作了《沉思頌》和《歡樂頌》，將在鄉村嬉戲、城裏狂歡的“快樂之人”與在夜幕叢林中沉思漫步、在“孤獨的塔樓中”寒窗苦讀之人相對照。（同樣，如今，對於《沉思頌》中人物的描寫應該不隻適用於稱頌內向者，同樣也適合那些樂於實踐和神經質的人）。無獨有偶，19世紀德國哲學家叔本華也對比了那些“有精氣神”的人（精力充沛、積極、易感無聊的人）和他所欣賞的“智者”（敏感、富於想象、憂鬱深沉的人）。他的同胞海因裏希·海涅也稱：“好好想想這一點吧，你們這些自負的行動家們！畢竟，你們隻是有思想之人的無意識的工具罷了。”
正是因為這些定義帶有如此的複雜性，我最初計劃自己重新對內向進行定義，把這些特征都納入其中。後來這個想法還是被推翻了，其實還是因為文化的原因：“內向”和“外向”這類詞語早已廣為人知，很容易就能引起人們下意識的共鳴。每次我在聚會上提到這些詞，或者跟飛機上鄰座的乘客隨意聊起時，他們都能滔滔不絕地說些什麼，或者總能聯想到些什麼。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你看到我使用的外向者的拚法是外行人常用的“extrovert”而不是研究文獻中出現的“extrav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