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這些年來，我以詩歌的形式寫下了許多文字。在寫作過程中，時常會追問自己，什麼是詩？為什麼寫詩？怎麼寫詩？這些似乎簡單而又難以回答的問題，不知道有多少詩人和文學評論家從不同的視角去探討過。但至今仍難以找到讓人心悅誠服的答案。正如要回答何為人，人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一樣的困難。但我仍想把自己的思考說出來。我以為，詩是個體生命獨特的經驗和體悟。於我而言，寫詩就是把自己對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的獨特感受和發現用語言展開和呈現出來，是自己內心獨特的體驗和訴求的表達。我覺得，相較於小說和散文，詩歌在形式上是獨特的，在文字上是簡省而節製的，“大道至簡，大巧若拙，大音希聲”。在技巧上是依靠獨特而陌生、讓人出其不意的意象來表達。
我有這樣的體會：詩人寫詩，就是希望在其中尋找一些幹淨而簡單的時光，讓自己沉浸其中，讓內心更加開闊、澄明。從詩歌中獲得一種恒久的力量，去梳理、修整甚或安排已失的或未來的內心秩序。“向一生不可多得的喜愛靠近，尋求那漏失或尚未出現的東西”[林莉：《為什麼寫詩》，《詩刊》2012年6月號下半月刊，總第643期]；“我們這個時代受到庸俗化傳媒的影響，受到政治意識形態，大眾文化乃至機械化的影響，詩人也多少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很多詩人因而淡忘了詩歌真正的要義，淡忘了詩人的作用”；“詩歌最重要的不是解決文化的問題，而是存在的問題”（阿多尼斯語）。毋庸置疑，一個真正的詩人不僅僅是充滿對文化詞語的想象力和表達的衝動，而還應是充滿對現實，對存在的想象力和表達的衝動。一位法國詩人說過：“沒有神話
的國家，會死於寒冷。”他說的神話也包括了詩歌。“詩歌和其他知識、其他科學不同的一個特質是，詩能夠表達一切，能夠表
達科學與哲學，表達智慧，表達政治；而一切科學、一切知識都不能表達詩——正因為這樣的特質，詩人才負有巨大的責任，這
個責任不是宣傳、教化，而是重構存在、重構世界”（阿多尼斯語）[唐曉渡、西川《詩：困境與能量——與阿多尼斯對話》，載《當代國際詩壇》（3），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筆墨當隨時代，詩歌也不例外。說到詩歌與時代的話題，我也想追溯一下現代詩歌在我國的發展路徑，或者說我們這些上世紀60年代生人對新詩的追隨過程。中國新詩如果從梁啟超和黃遵憲提出“詩界革命”算起超過一百年了，即使再往後，以胡適的《嚐試集》出版為新詩的起算時間，也至少有90年了。三、四十年代中國新詩是在接納歐洲文藝複興運動一百年間產生的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新古典主義、象征主義等各種風格、流派的基礎上進行新詩探索的。如李金發、戴望舒、徐誌摩是當時分別代表象征主義、現代主義和浪漫主義風格的詩人。北洋軍閥時期出現了郭沫若、艾青兩位標誌性的詩人。尤其是郭沫若的《女神》，按聞一多的評價，郭沫若是新詩的“真正奠基人”。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詩歌，在七、八十年代才開始出現。1979年前後出現的“朦朧詩”，代表詩人有北島、芒克、顧城、歐陽江河、楊煉等。北島、芒克他們創辦了《今天》雜誌，1980年《詩刊》1月號轉載了原刊於《今天》上的舒婷的《致橡樹》和北島的《回答》。包括舒婷的《神女峰》，梁小斌的《中國，我的鑰匙丟了》等詩歌，成為我們80年代在校大學生追逐的詩歌聖經。
伴隨著有關朦朧詩的論爭，中國詩歌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1985—1986年，詩歌界發生了兩件引人關注的事：一是成都的大學生詩歌協會提出了“第三代詩人”的概念；二是在1986年10月，《深圳青年報》和《詩歌報》舉辦了一個“中國現代詩群體大展”。參展的有84家單位，但他們的背後有數百家社團，當時形成了重大影響的一些社團有四川的“非非主義”、“整體主義”、“莽漢主義”，上海的“海上”、“大陸”，南京的“他們”，北京的“圓明園”等。整個80年代，是中國新詩有史以來最火熱的時期，至今中國詩壇上的中堅力量基本上都是這一時期的跋涉者。這一波詩歌浪潮，我們身臨其境。盡管我們當時初出茅廬，不可能也沒有資曆成為封麵人物，但受大浪淘沙的影響，也在其中得到洗禮。
1989年初，四川師範大學有史以來的第一個詩社——東方詩社成立。李文化、何春、張述鴻、南江、陶詩文、山杉、印冬冰、饒勇、殷明、許誌君等，包括我在內成為詩社的發起人。著名美學家高爾泰，《星星》詩刊的孫靜軒，四川師範大學的曹萬生及石光華、萬夏等是詩社的顧問。記得當時，第三代詩人中的貴州大學的鄭單衣，四川大學的趙野，重慶大學的鍾山，四川大學的查常平，四川師範大學的老師陳小平也曾有過指點。東方詩社隻出了一期刊物《東方》後解散。“社友們各自東西，一些兄弟被迫提早淪落江湖”[山鴻：《我所認識的詩人們》，求賢網2011年1月31日]。事隔20年後，東方詩社有了一次集體紀念。2009年，《星星》詩刊在第8期上用了30個頁碼來專門刊發東方詩社當年13名詩人的詩歌。當時青春年少，如今人到中年，詩歌已經在物欲橫流的時代拋棄了一大批曾經的狂熱追求者，像我這樣信徒一般虔誠的寫作者也為數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