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去，單位開始給裝電話了！”有一天他提醒我，好早點把這事辦了。他還告訴我穿老頭鞋好，他自己有時跟著去開編前會，說穿著舒服，建議我也買一雙。
文人相親
他在同事當中愛稱兄道弟。這回雜誌約稿，我問從哪個角度寫好，他說：“你就寫咱們兄弟的相處吧！”記得他第一次贈我他的書，簽上了“吾兄指教”。平時也總是“兄長”掛嘴邊。國人講究長幼之序，兄是一種尊稱，男人社交上的客套，通常沒有嚴格的年齡概念。但我感覺到他不是一般的稱呼，而是發自內心的。理解人、尊重人是他一貫的做人準則，我們合作三年沒有發生過任何“過節兒”，同他這種態度是分不開的。
盡管性格上有共同之處，但處理事情的路數，一個是作家型的，一個是編輯型的。他是舉重若輕，我是舉輕若重。我極力調整，還是常常不知不覺陷入瑣碎的事務之中。“你總是過於具體”，他自己超然，也希望我超然一些。
有一次我們談起寫作，不經意地聊，聊《紅樓夢》《追憶似水年華》……我說到自己的困惑，在報紙上寫的東西同雜誌上的不一樣，沒把握，不知這樣寫行不行。他說，刊物其實很需要這樣的東西，“沒把握”往往正是出好東西的時候，他說莫言寫《透明的紅蘿卜》時自己也搞不清楚是個什麼東西。當時還有幾句溢美的話。我似乎覺得自己有希望了。我同他探討寫作僅此一回，卻大有“勝讀十年書”之感，可見交流不在於多寡，也不在於形式。
1991年底我出差廣東、海南，《心係旅途》專欄剛開不久，缺稿了，震雲對我出差很高興：“帶上電傳機，隨時發稿子回來！”我怕丟，沒帶。南行一個月，回來陸續而成15篇。震雲很高興，請汪曾祺或何鎮邦等名家寫評論，一方麵為了打響專欄同時也為我好，結果是何鎮邦寫的。
我有幸同他搭檔，一塊兒搞副刊，那是一段美好的時光。潛移默化地受他影響，明徹了許多生活的真諦，我開始從煩瑣的生活困擾中跳出來，變得灑脫一些，自我一些了。平心而論，我真正意義上的寫作，是從那時開始的。
然而震雲的寫作卻早得多，他起先是在二樓空蕩的機動記者部，後來是在五樓副刊部的一個獨間裏一筆一筆寫出了《塔鋪》《新兵連》《一地雞毛》《頭人》等七部中篇和兩部長篇，在單位裏他第一個擲筆換了電腦，寫出中篇《新聞》。
今年春天我奉命去另一個部門任職，要離開工作了好幾年的副刊，有些留戀。震雲很高興，立刻設酒送我，我明白他的心思，是為我的一些事情著想。
寫字的俗人
單位蓋宿舍樓，需要搬遷。人們才發現一排平房後牆根冒出的一叢小榆樹，長到胳膊粗了。看到它，我聯想起震雲。
同是報人，很多人庸庸碌碌，而他卻悄悄地成功了。震雲隨著文學而成長，隨著單位而成長。有一回，我約了部裏同事去單位的近鄰魯迅文學院聽過他一場講演。“震雲的講演，我們應當去聽。”我對部裏的同事說。這次去“魯院”才知他活躍於社會已久，他經常被他的導師何鎮邦叫去為學員們講演。他不帶講稿，文采飛揚，談笑風生，對他的見地和口才我們始料不及。
十年磨礪，文學使他一舉成名，也使他在單位獲得成功。平時他依然悄悄地走路，靜靜地說話，微微地笑。沒有成功者躊躇滿誌的樣子，沒有現代青年時髦的口語和衣著，也沒有一些作家總是高人一等的派頭。而是越來越默默無聞，越來越老到。總是蒙矓著眼睛，很少高談闊論。他總是以“寫字的俗人”自居，將自己的大事化小。出國交流回來問他感受，說：“就像出了趟遠差。”
“嚴肅和俗都具備了，才是完整的人。寫字就是寫字。寫字之餘再來談寫字就顯得有些做作和可笑。寫字之餘幹些什麼呢？調皮和讀書。”他曾這樣寫道。在平時，他還熱衷於同事們的熱鬧場合（聚餐），不計較飯館檔次；對“女朋友”和“有賊心沒賊膽”的話題特感興趣，而且關心對方的長相。
“她，漂亮嗎？”一次大家研究一個人的調入時，震雲這樣問。
喜歡電視劇《一休》和《貓和老鼠》。喜歡穿肥大的陳年綠軍褲，光腳穿老頭鞋，留戀一件被風刮走的舊背心。
午飯時間到了，妻子電話打到辦公室，他便下樓去食堂同她共餐——看來關係挺和諧，這時別人就不便湊近那桌子。如果隻他一個人，便打飯回家。迫不及待地邊走邊吃，可能是包子之類；碗舉起來，頭仰得很高，可能是湯。
傍晚時分，辦公樓前的空地便成了他和女兒玩耍的場所（宿舍在單位)。是妻子分派的還是主動承攬的，沒有問過。有時光著膀子玩得汗流浹背，同過往的熟人打招呼“吃了嗎”。時常是坐在台階上默默地看著孩子玩，無思無慮的樣子。如果有畫家畫下來，一定是他最好的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