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
第一節曆史語境的變更與中國中心觀的破產
在世界“軸心時期”（the Axial Period），高度發達的文明實體，大體上有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幼發拉底河和底格裏斯河流域的古巴比倫、恒河流域的古印度以及黃河和長江流域的中國。它們通常被尊為“四大文明古國”。“軸心時期”奠定了世界現有的文明形態，也為人類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誠如雅斯貝爾斯所說：“人類一直靠軸心時期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人類今天所擁有的許多哲學思想、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等方麵的知識，都可以追溯到這些古老文明實體的貢獻。
前三大文明實體所在區域之間地理位置雖然不算近，但是並沒有什麼特別難以逾越的自然障礙，隨著文明不斷的發展成長，它們之間也進行了一定規模的相互交流。至於交流的方式，大致有商業貿易、政治外交、學術往來、戰爭攻伐以及族群遷徙。這種交往促進了相互的影響，“尼羅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則是在向外傳播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促進下發展起來的。這種發展與其說是由於采納了某些特定的技術和製度，毋寧說，是由於接受了某些基本思想或原則。有關文字的概念雖說取自蘇美爾，但各自獨特的文字係統卻是在埃及和印度逐漸形成的”。又如起源於敘利亞地區的猶太基督教，古巴比倫人的幾何和曆法，印度的民間傳說、算術和醫學，都廣泛地影響了歐洲。在羅馬帝國時期內，希臘哲學和基督教相互補充，它們和羅馬法一起，構成了近代歐洲文化的三個主要源頭。
上述三個區域在很長時間裏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建立穩固而持久的政權，並以自己為中心統治邊陲地區，即使某些民族和國家希圖頑固地堅持自我中心，但現實又會把這種妄想予以粉碎，這樣就形成了一種無中心的多元混合態勢。這種無中心的多元混合態勢給人類帶來莫大的好處之一，就是容易以平等的心態去了解異己的“他者”，即使暫時不能和平相處，但終究能夠孕育出平等相處的原則。從較淺層次的彼此接觸逐漸發展到較深層次的自覺交流，再到各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這既是人類通往和平相處之境的一般程序與規則，也有利於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有學者指出“由於東西知識的融會，哲學家的胸襟眼界都大大地比以前開闊了。我們姑且不去細論在希臘化時期興起的斯多噶和伊壁鳩魯兩派哲學的內容。但有一點是可以指出的，即這兩派哲學家所說的人已經不是屬於狹隘的城邦的人，而是屬於覆載之間的世界的人。他們已經泯除了亞裏士多德的希臘人和‘蠻人’之間的界限，認為凡是人都可以用理性追求人的幸福。這種超越種族和國界的對人的看法，無疑是亞曆山大帝國以後東西兩方交互滲透的曆史現實在思想上的反映。”
反觀中國，黃河、長江流域的地理環境和其他文明實體所處的地理環境很不相同，它東南臨海，但是隔海相望的島嶼至少在公元11世紀以前都是蠻荒之地，北部是蒙古草原，西邊則是戈壁荒漠，隻有一條細小的商路——被曆史和傳說無限誇大了的絲綢之路通往波斯，而西南麵更有莽莽蒼蒼的崇山峻嶺和青藏高原作屏障，隔絕於其他早熟的文明實體。在這樣封閉的地理環境下，大規模的文化交流絕無可能，華夏文明一直在相對獨立的狀態下成長，形成了自成一體、獨具特色的文明形態，同時也催生了“中國即天下”的觀念。正如梁啟超所說：“吾國夙巍然屹立於大東，環列皆小蠻夷，與他方大國，未交一通，故我民常視其國為天下。”
在相對封閉環境下孕育的華夏文明，長期以來一直領先於周圍的國家和族群，基本上是呈向周邊輻射的態勢，從未遇到過巨大的挑戰，即使偶爾有域外文明舶來，也無不被同化和吸收（例如東漢時期印度佛教就已經傳入中土，但是中國人卻把它改造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禪宗），所以極大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文化心態。馮友蘭說過：“中國的地理位置遠離其他重要國家，又擁有古老的文明，在這種地理文化環境裏，中國人很難設想，居然還有其他民族，也擁有發達的文明，而生活方式上卻與中國人全然不同。因此，中國人接觸外來文化時，往往傾向於蔑視並且加以抵製，主要不是排斥外來的東西，而是認為外來文化是低級的，甚至是錯誤的。”由於長期處於“屹然出中央而無校讎”的地位，難免就產生了“益自尊大，寶自有而傲睨萬物”的心態和優越感。這雖說是“固人情所宜然”，但無疑隱含著深刻的危機。
在古代，“適百裏者，宿舂糧；適千裏者，三月聚糧”，由於交通、通訊和科學知識極不發達，人們對世界和宇宙知之甚少，隻能憑借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旅人的一點見聞來建構他們觀念中的世界模式。在對世界進行觀念型塑的過程中，人們都不自覺地以自我為中心，因此許多民族都有“世界中心意識”。“如法顯《佛國記》稱印度為‘中國’而以中國為邊地，古希臘、羅馬、亞剌伯人著書各以本土為世界中心。”“細考民族中心意識，大約一半出於無知，一半出於傲慢和偏見。無知助長了傲慢和偏見；傲慢、偏見反過來阻礙了人類的求知。”盡管如此，但是在世界上，很少有人像古代中國人一樣頑固地堅持自我中心意識，總覺得自己處於世界中心，“我們今天把中國想成‘中華（Chinese）之國’，但在過去她並不是把自己想象成‘中華’，而是‘位居中央’（central）之國。”
孔子在《論語·八佾》中就說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尊“夏”貶“夷”，嚴於夷夏之防，在“夏”與“夷”之間缺乏平等意識，由此可見一斑。孟子還幻想過一種萬邦歸附、天下歸心的世界秩序，在《孟子·梁惠王上》中說“蒞中國而撫四夷”，“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在《孟子·公孫醜上》中引用《詩經》的話說“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種不平等的高姿態躍然紙上。
莊子似乎顯得要客觀和清醒許多，《莊子·秋水》篇對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有一個比較準確的認識。“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也，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這種比較客觀的“中國觀”和他的宇宙觀有關。其實，莊子這種觀念，嚴格說來隻能算是對“中國在宇宙中的位置”的一種觀點，並不是一種國際關係和國際秩序的觀點，因而並不能解釋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
從古至今，堅持中國“世界中心觀”的人很多。《史記·趙世家》中公子成說：“中國者，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而最能夠代表中國“世界中心觀”，或者說把這種觀點發揮到極致並至為完備的，是宋代的石介，他在《中國論》中說：“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這可以說是在漫長的曆史發展進程中，中國人對於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中外關係最為經典的描述和表達。盡管歲月流逝，朝代更迭，但是根深蒂固的“內夏外夷”的文化觀念卻從未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