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分竭力，泊然如一無所求者，不過二年，則必為上官僚友所欽屬也。
安守本分，竭力任事,對待事情淡定坦然始終如一而沒有其他苛求的，不超過兩年，就必定會被上司同僚所推崇。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厲之事，期於死者無怨，生者知警，而後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應寬者二，應寬者：一則銀錢慷慨大方，絕不計較。當充裕時，則數千百萬擲如糞土；當窮窘時，則解囊潤，自甘困苦。一則不與爭功，遇有勝仗，以全功歸之；遇有保案，以優獎籠之。
用嚴謹的態度，去做有威嚴之事，使即將被處死的人沒有怨恨，活著的人知道警戒自己，這樣自己心裏才能得到安寧。對待屬下，有兩個地方應當放寬。應該寬的：一是在花錢方麵應慷慨大方，絕不計較。當錢財充裕的時候，花數千百萬就像扔糞土一樣；窮困窘迫的時候，也要慷慨大方，盡量的幫助別人，自己甘願受苦。二是不要與別人爭功，遇到打勝仗，要把全部的功勞歸於別人；遇有保舉的事，要通過保舉優獎籠絡人。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眾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濕，火就燥。”無感不讎，所從來久矣。
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屍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
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向，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為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社會風尚的淳厚和浮薄是從哪裏產生的呢？產生於一兩個人的思想傾向罷了。百姓們中間，平庸懦弱的人到處都是，如果有一兩位有賢能的人，大家就會擁戴他們並聽從他們的教導；特別賢能有而智能的人，擁戴他的人就特別多。這一兩個人的心向於仁義，眾人便和他們一起追求仁義；這一兩的個人的心傾向名利，眾人便和他們一起奔向名利。眾人所奔赴的，就形成大勢所趨，即使有巨大的力量，也沒有誰敢去違背它。所以說：“搖撼天下萬物的，沒有比風來得更加迅速強勁了。”對於個人的思想來說，社會風尚的影響起初可能會很微弱，最後將會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古代帝王治理天下，使賢能智能的人都居要職、掌權勢，他們教化人民也都用仁義道德，所以那時社會規範統一而風尚相同。世道教化衰微後，前麵所說的那一兩個人並不全在重要的職位上，但他們的誌向主張，勢必不能不從口中極力宣揚出來、廣為傳播而造成聲勢。那麼眾人也勢必不能不聽從他們的號召，漸漸形成習俗風尚。這樣，他們誌同道合的跟隨者就聚集增多，一時的人才就從這裏產生出來了。倡導仁義的人，他的追隨者會為仁義而死，義無反顧；號召功利的人，他的追隨者也會為功利而犧牲，決不回頭。（周易幹卦文言說：）“水向潮濕的地方流，火接近幹燥的東西燒。”沒有什麼感召是得不到感應的，這種情況已經由來很久了。
現在掌握權勢的君子，往往會說：“天下沒有人才。”他們身居高位顯貴，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轉變風尚、造就當代人才，卻反而推辭說“沒有人才”，認為這不是自欺欺人的話，行嗎？不行的！十戶人家的小城，其中如果有崇尚仁義的君子，他的智能足以改變十個人，就一定能選拔十人中的優異者栽培成材；他的智能能夠改變一百個人，就一定能選拔一百人之中的優異者栽培成材。那麼，移風易俗和栽培造就一代人才，並非僅僅是身居顯貴之人的事，凡是有一官半職的人，都有責任參與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