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概述：從時間到小說敘述
在眾多評論家眼中，以羅伯·格裏耶為代表的新小說作家們之所以“新”，正是與以巴爾紮克為代表的傳統現實主義作家進行比較的結果。因此，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巴爾紮克都成為羅伯·格裏耶主動或者被動地被比較的對象。
在本書的一開始，我們就在巴爾紮克和羅伯·格裏耶之間建立了一種對比的關係，並且分別闡明了兩者在文學時間方麵的特點。以此為出發點，我們對羅伯·格裏耶的小說創作階段進行了劃分，總結了其小說中不同的時間形態，並從讀者閱讀的角度審視了小說中的時間性效果和非時間性效果。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分析的對象從理論過渡到作品本身。現在，作為對羅伯·格裏耶小說中時間分析的結論，讓我們再次回到兩者的對比這一理論層麵上來。
如果說巴爾紮克代表了法國傳統小說發展的一個頂峰，那麼羅伯·格裏耶就是新小說發展的一麵旗幟。從巴爾紮克到羅伯·格裏耶，小說時間從線性走向了非線性，小說敘述也從傳統形式走向了新小說，從建構式的敘述發展到了破壞式的敘述，作家也從建設者變成了破壞者，從社會的“秘書”、“時代的分析者”、“深刻的哲學家”到現實的“快照”拍攝者和“錄像機”。
那麼在從傳統小說時間到新小說時間的變化中，兩位作家的小說敘述方式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1.1巴爾紮克：加式寫作
作為傳統小說的代表作家，巴爾紮克對小說創作有著深入的思考。作為小說家，他有著深沉的使命感，認為小說表現的對象應該是社會大曆史，小說的現實就是小說、曆史和哲學的融合，作家在寫作的過程中應該既注重整體，又注重細節，同時還要兼顧客觀和主觀，其中主觀要為客觀服務。這種模式的特點就是將所有的信息都彙聚為一體，要兼顧曆史和現實、整體和細節、客觀與主觀，寫作的過程就是信息不斷添加，即一種加式寫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作家努力展現社會大場麵、大曆史意義上的真實。
巴爾紮克總是把創作小說看作是書寫曆史，把小說家看作是曆史學家。作家是“小說家、曆史學家與哲學家”，那麼他的作品也就是小說、曆史和哲學了。這就是巴爾紮克所追求的“現實”。這個現實的概念非常廣泛，遠遠超出了小說的範疇，承擔了更多的功能和使命。他把反映社會全貌、記錄時代變遷作為自己的神聖職責。不僅如此，他還“要求文學表現的是一部更真實、更深層的曆史，一部關於社會和人類的真正的曆史，一部既包含著外在的社會變遷軌道，又包含著內在的情感變化的曆史”。研究者黃晉凱認為巴爾紮克是小說家、曆史學家與哲學家的三位一體，作家強調“作家把握世界的係統性和所創造的藝術世界的係統性，即要求作家對世界應有一個總體的解釋，應能全麵、曆史、深刻地認識和表現社會現實”，他在“把小說提高到曆史哲學的同時，還構想出了一套完整的體係，從而在文學史上建起了‘一座比例和諧的雄偉建築’”。
巴爾紮克不僅注重整體，細節也是他努力的方向之一。從“曆史學家”到“秘書”再到“抄寫員”，巴爾紮克對忠於現實原則的堅持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在他的現實觀中，“細節”具有特殊的意義。按照他的觀點，社會生活就是由無數看似瑣屑的“細節”組成的，就像許多部件構成一個物體，隻有真實地再現某個細節，準確地將每個細節“黏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才有可能全麵而忠實地反映出社會的本來麵目。而在觀察和創作的過程中，事無巨細都不應被作家忽略。為了追求文學真實的“準確性”，他把創作中心放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強調典型人物形象的概括性，並總結了一套綜合性的典型人物塑造方法。以典型人物表現社會大曆史是巴爾紮克對小說創作的重要貢獻之一。
在巴爾紮克看來，所謂現實不但是小說本身，還有曆史和哲學兩種重要的內容。懷著曆史責任感，身兼“曆史學家”、“秘書”和“抄寫員”三個使命的作家，應該通過自己的創造，以塑造典型人物客觀而又主觀地反映社會大曆史，並且黏合有關的細節，才能忠實、準確地反映現實。巴爾紮克對於小說這一文學題材抱有遠超小說的期望，他以建造小說大廈為目標，創造了一種典型的加法式寫作，也可以說是一種功用性極強的寫作方式。他希望通過小說的寫作，來完成小說家、曆史學家和哲學家的使命。因此在巴爾紮克那裏，小說遠不是單純的小說，而是同時承載著曆史與哲學的超出小說範疇的重擔。
但是對於羅伯·格裏耶來說，新小說應該做的，就是擺脫這種超出小說範疇的重負，恢複小說應有的本來麵貌。
1.2羅伯·格裏耶：減式寫作
如果說巴爾紮克對於小說的功能和小說家的使命有著相當高的預期，那麼羅伯·格裏耶就力圖把小說的功能和小說家的使命恢複到原來的樣子，即對真實的呈現。小說就是小說，僅僅是小說，不再是曆史或者哲學，因此應該用“減式寫作”盡量去掉不屬於它的東西。小說家也隻是小說家，不再是曆史學家和哲學家。這是兩者的根本性區別。思維決定行動，其他的一切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地與此有關，包括小說價值和作家的使命，對於“現實”的理解，對於“細節”的取舍等。
這種“減式寫作”，根據羅蘭·巴特那裏的說法，也就是“否定性”寫作。他就認為羅伯·格裏耶的小說並不是人本主義的小說，他努力表達的是一種否定性，並為此動用了各種小說技巧，包括時間的技巧。他拒絕故事、心理動機，拒絕物的意義。他之所以用一種類似幾何的方式描寫物，就是為了去除物身上的人性意義、各種隱喻以及擬人論。他的目光也是純粹否定性的，不建構任何人性的內容。看的過程就像是在淨化，導致了人和物之間的斷裂。
巴特批評的核心直接指向了羅伯·格裏耶“減式寫作”對主觀性的消解。其實主觀性的消解感隻是表象之一，羅伯·格裏耶的新小說在其它很多方麵都體現出一種消解感。“消解”舊小說正是新小說最基本的目標。
對於“新小說”，羅伯·格裏耶曾經給出了這樣的定義：“新，就是研究其自身嚴密的一種敘述。新，就是不可能把拆散的部分理順，這些部分的界限是不明確的，而且是互相不能適應的。還有，新，就是要把織物變得如同青銅般堅實的一種毫無希望的企圖……”；“新小說不是作為一個盲目的評判者，像神聖的法律那樣，對舊小說所掩飾和否定的各種問題（比如現時的問題）佯作不知而向前發展的；相反，它要不停地致力於一種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無拘無束的敘述，並且將它所搏鬥的種種逆境精確地表現出來，而這逆境又同時造就了新小說本身，致使這種內在的鬥爭（從60年代開始）很快將變成作品特有的主題，其中包括一係列觸及各個方麵的、相互獨立又相互聯係的、令人費解的、變化莫測的、綜合性的、時而脫節時而又重疊的……複雜係統”。羅伯·格裏耶對於新小說之“新”的理解歸結為一點，那就是希望它能夠擺脫非文學的桎梏，進行“無拘無束的敘述”。這種意在解放小說的鬥爭才是新小說的核心價值所在，隨之出現的各種“複雜係統”不過是這種解放性鬥爭的衍生品。
在這種去除非文學內容的主旨之下，羅伯·格裏耶與巴爾紮克相比，明顯更關注小說本身，關注創新的嚐試。他認為小說家去評判社會和曆史的行為是盲目的，隻能成為“盲目的評判者”。如果說小說家有使命，那也隻是再現“青銅般堅實”的客觀現實。他對現實和細節也十分注重，但現實的定義以及展現細節的方式已經完全不同於巴爾紮克，而是一種“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無拘無束的敘述”，也就是去除了作家主觀性的客觀敘述。因此，“我們必須嚐試著構築一個更堅實、更直觀的世界，來代替充滿‘意義’（心理學的、社會學的、功能上的）的這一宇宙”。
巴爾紮克和羅伯·格裏耶不僅對在作家的使命問題上觀點不同，他們對“現實”也有著不同的定義。他們都主張表現現實，但是方式方法不同，因為兩人所處的時代和世界觀已經有了巨大的差異。巴爾紮克身處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上升期，對世界懷有很強的征服感和成功的信心，是世界可知論的堅定擁護者，因而在小說中力圖用線性的編年時間刻畫社會的真實場景，並且將種種細節黏合成所謂的小說大廈，希望它不僅僅是小說的大廈、還是曆史的大廈、哲學的大廈。羅伯·格裏耶的創作活躍期正好是法國1968年社會思想動蕩時期前後，是西方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的迷茫期，人們開始重新反思人與世界和社會的關係，他是現象學理論的實踐者，強調物的純粹真實，認為單獨的純粹的物才是現實，才有意義，小說就是小說，不是別的什麼東西，實際上等於把巴爾紮克苦心經營的雄偉壯觀的小說大廈完全推倒為廢墟，因為廢墟而非人工構建的大廈才是最真的真實。
同樣，兩者雖然都強調對細節的刻畫，但是巴爾紮克的細節是作為整體一部分的細節，是具有曆史感的細節（線性時間的主要效果），是有時間深度的細節，而且是為了某個故事服務的，本身不具有獨立性。而羅伯·格裏耶筆下的細節不再是某一個整體的一部分，也不再受線性時間的控製，已經取得了獨立的地位和價值。作家在處理細節時全力避免曆史感的卷入，甚至不惜取消小說數百年來賴以維係的時間深度。
巴爾紮克認為“社會場景”就是“現實”，小說就應該“記錄”時間、地點、人物、故事以及環境等細節因素構成的“社會場景”，以反映社會發展的曆史，具有明確的使命感。而羅伯·格裏耶眼中的現實是純粹的物的存在，應當是不附帶任何多餘信息的純粹的存在，是人們看到的東西本身，而不是對它的比喻、闡釋、理解等等。作家應該“拍攝”現實而不是“記錄”現實，應該盡量排除個人主觀的影響。而時間就是人們常常附加在它上麵的常見的多餘信息，因此作家在小說中應盡力把時間抹去，就像他對待其他的小說因素一樣。
1.3小結
通過上述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如果把小說比作一種容器，那麼在這個容器中，巴爾紮克努力加入更多的東西，使它不僅僅是一個容器，而是一個社會的縮影，比如典型故事、典型人物、線性時間；而羅伯·格裏耶則努力把不屬於這個容器的東西丟出去，因為他認為容器就是容器，除了真實，它不應該承載其他任何物體，因此他把人物、故事、線性時間等毫不留情地丟出了容器。如果說巴爾紮克走的是加法式寫作的道路，那麼羅伯·格裏耶走的就是一條減法式寫作之路，兩者逆向而行。如果以巴爾紮克的道路為正向，那麼羅伯·格裏耶的道路就是反向了。很多評論家的觀點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判斷之上，稱羅伯·格裏耶的小說為“反文學”。作家本人對這樣的說法也並不否認：“我首先是根據自己的反向進行寫作的，……也就是沿著大眾的反向。……在我追尋一個謎的時候，對我來說，它已經是我自身有意義的連續性的一種缺失，怎麼可能指望進行圓滿、毫無破綻的敘述呢？我怎麼可能將一種與世界和我自身存在的如此矛盾的關係，一種一切都很麻煩、相互矛盾以及捉摸不定的關係進行‘簡單化’的處理呢？”在羅伯·格裏耶看來，世界中的關係本來就是矛盾的，有符合大眾的方向，有些與大眾的方向相反，隻進行正向的敘述無疑太過簡單化，因此有必要采用反向的敘述，采取“減式寫作”。
羅伯·格裏耶的“減式敘述”隻是對傳統小說的反向，並不意味著真的與小說背道而馳，也不意味著一直都是反向。以巴爾紮克為“正”，那麼羅伯·格裏耶就是“反”。同樣，如果以羅伯·格裏耶為“正”方，那麼巴爾紮克就會成為“反”的一方。文學史上的正反之爭本來就是非常主觀的概念，它們歸根結底是由評判的出發點所決定的。而且這種“反”其實更應該定義為一種更新和改革。如果說新小說相對於傳統現實主義文學是反的，那麼我們可以確定有一天還會出現一種“新新小說”，也就是“反新小說”。在法國文學發展史上，一個新文學流派的出現無一不是對上一個流派的反動，批判現實主義是對浪漫主義的反動，自然主義又是對批判現實主義的反動，超現實主義是對現實主義的反動，文學就在這種正與反的鬥爭與碰撞中壯大、前行，為我們留下了流傳千古的經典思想與作品。羅伯·格裏耶“反文學”的意義也正在於此。
以巴爾紮克為代表的傳統小說家們是小說大廈的建造者，利用時間以及其他元素為黏合劑，將細節、典型人物等建造為小說的大廈，而羅伯·格裏耶就是這座大廈的破壞者和顛覆者，他抽去了小說中的時間，使得小說大廈在瞬間變為細節的沙礫與磚瓦，小說就此成為廢墟式的小說。在他本人看來，這才是最真的真實。在這個過程中，對時間因素的不同使用方式成為兩者的差異的關鍵，時間則成為他實現“減式寫作”的一個重要工具。
2.雙重羅伯·格裏耶
2.1概述
羅伯·格裏耶通過新小說實現的“減式寫作”就像一把雙刃劍，既實現了一種革命，又造成了一種破壞。亨利·克盧阿爾在評論“先鋒派”作家時曾經這樣說：“他們想鋸斷我們正坐在上麵的樹枝”。羅伯·格裏耶被認為是小說意義的破壞者，同時這種破壞性又在某種程度上成全了他的創新性。羅伯·格裏耶是否真的砍斷了傳統作家們坐著的那根樹枝尚無定論，但是曆史證明，更多的時候，具有創新精神的作家在砍斷舊的文學樹枝、探索一條新的道路的同時，自己也往往坐到了一根新的樹枝上，成為後來者攻擊的新目標。
無論新小說是否已經成長為一根新的文學樹枝，羅伯·格裏耶的小說都引發了評論界兩種完全不同的反映，一種持批評態度，認為他破壞了小說的完美規則，一種則大力鼓吹，認為他帶來了小說前進的新希望。著名的結構主義者羅蘭·巴特有一個著名的論斷：一共有兩個羅伯·格裏耶，一個是意義的破壞者羅伯·格裏耶，另一個是意義的創造者羅伯·格裏耶。正如我們在本書“1.1從巴爾紮克到羅伯·格裏耶”中所述，其實羅伯·格裏耶的新小說改變的不僅僅是意義，還有深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小說的敘述模式。也就是說，他的這根新小說樹枝已經與傳統小說的樹枝完全不同了。
對時間的操控是小說敘述模式得以實現的重要一環，對巴爾紮克們如此，對羅伯·格裏耶也是如此。自從小說這一文類誕生以來，時間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巴爾紮克式的現實主義小說家們，詳細的編年式線性時間使得小說中的時間成為萬能的作者們操縱敘述、操縱讀者的工具。二十世紀的羅伯·格裏耶以新的方式來操縱時間，讀者同樣被作者控製、愚弄，其效果其實與最傳統的現實主義者們沒有本質的區別。對小說時間的研究表明，在小說這一開放的公共空間，讀者和作者之間的權利與自由之爭仍在繼續。時間成為文學領域的一個重要空間和維度，其重要性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趨勢。
不論是在破壞還是在創造，羅伯·格裏耶都在反抗已經廣為接受的傳統小說中的現實性，並通過自己的種種探索，努力追求新的現實性。這是一個既破壞又建設的雙重過程。有的人看到的是破壞的一麵，有的人看到的是建設的一麵，而實際上這是一個不可分割的雙重運動過程。
不可否認的是，在小說創作方麵，羅伯·格裏耶始終懷有遠大的理想和雄心，他認為藝術家的使命就在於表現自己個體的獨特感覺，以此來“拯救”藝術。因此，藝術家在創作時，應該“把自我看成構成感覺的唯一可能的來源”，並且“把一種拯救的責任十分輕易地賦予他自己的作品（為某些後人打開了一條新路），他天才直覺的自信心卻十分鮮明地給他揭示他就是最後的人。他的作品是最後的作品，是結束作品曆史即世界曆史的作品。而我自己在這裏就正在寫這樣的最後的書”。出於這一目的，新小說“重新審視一切便成了刻不容緩的事；要把棋子再次置於起點，寫作要從頭開始，作者重寫他的第一本書，要重新考慮：在現在時敘述中，表現這個世紀以及表現既是血肉之軀又具有主觀意識及無意識思想的一個人所扮演的曖昧角色”。可以說羅伯·格裏耶在竭力去除巴爾紮克式小說重負的同時，又給自己加上了另外一種重負，也許是更加沉重的負擔。
巴爾紮克具有強烈的曆史意識，他的小說不僅僅是“人間喜劇”，而且還肩負著深沉的使命感，時刻不忘自己的社會的大曆史身份。而羅伯·格裏耶則切斷了小說與社會、與曆史的關係，去掉了小說的曆史感，甚至打算“結束曆史”。雖然羅伯·格裏耶本人已經去世，但是現在我們還無法斷言他的新小說是否已經“為某些後人打開了一條新路”，也無法確定他的作品是否就是“結束作品曆史即世界曆史的作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開拓了一條具有鮮明個人特色的道路，一條毀譽參半的小說創作新路。
評論者的態度無論是批評還是讚美，評論內容大多與羅伯·格裏耶的小說創作觀念有著直接的關係。羅伯·格裏耶認為小說創作和電影創作相似，都是對材料片段的組合，以這種組合作為對抗“現實”的手段和方式，因此“新小說和新電影選擇了與現實形成對抗關係的發展道路。小說從缺失出發，用各種片段構造出它自身特有的一種現實；電影從一種固執的存在出發，與攝錄下來的現實的碎片進行鬥爭，從鬥爭中將誕生出新的現實性，即創作者想象的產物”。
新小說和新電影都是利用“碎片”對抗“現實”，並從中創造出“新的現實性”。這與同時代的結構主義有著相似的訴求，隻不過結構主義偏於理論和文學批評，而羅伯·格裏耶則著重於實踐的角度。在這方麵，新小說走上了與新電影殊途同歸的道路，為了創造這種“新的現實性”，羅伯·格裏耶最需要對小說敘述的結構和模式進行革新。時間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一個突破口，當然還有其他的突破口，如對人物、故事等因素的革新。但是時間成為作家的一項重要武器，通過操縱時間來實現新小說的目標，將自己的時間觀念付諸實踐，由此造成了各種不同的文本效果，為成就新小說之“新”做出了貢獻。同時，他也就對虛構式的時間，即巴爾紮克式的幻象進行了或多或少不同程度上的摧毀。
如果說時間是傳統小說的主線，時間的三分法是小說大廈的根基，編年時間標誌是大廈的圍牆，線性敘事方法是這座大廈的建造方法，傳統小說建起了以時間為主線的小說的大廈，建起了這座大廈的圍牆、奠定了它的根基，提出了對於材料、建造方法的要求，那麼，新小說則力圖去掉這些圍牆，拆掉它的地基，拋棄原有的建築材料，舍棄固有的建造方法和樣式，轉而探索新的小說創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