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決定先從寫新聞報道入手，高爾基不是說過“記者是作家的搖籃”嗎？為提高一下文化水平，也為豐富一下知識麵，我報名參加了地方舉辦的夜校，一麵補習高中文化，一麵學習基礎繪畫。在上繪畫課的第一天，我碰上了一個叫周平的人，他哥哥周力是我的戰友，兩兄弟都在四川大學中文係上學。我很奇怪，在校大學生也來夜校學繪畫？周平解釋說，他的誌向是當一名記者，學繪畫不是目的，主要是想掌握一點兒繪畫的構圖和色調搭配等方麵的知識，這對他將來拍新聞照片很有幫助。
我聽了很高興，我們學繪畫的目的竟是如此相同。但我為周平感到惋惜，他為什麼不當詩人呢？我曾在報紙和雜誌上讀到過他寫的詩，盡管有些詩句並不迎合當年的時代，不僅引起文藝評論界的“爭鳴”，甚至被有的高層領導疑為“反詩”。比如《為說話說幾句話》——
……
口，不再是心靈的窗戶，
心，不再是口的慈父。
舌頭可以盡情地欺騙良心，
聲帶隻被錄進一條條語錄。
八億隻鸚鵡在一個巨人麵前學舌，
思想竟會是回音很重的空穀。
沒有見解的，你最好沒有，
想說句真話，卻隻能道路以目。
連睡覺也要提高警惕，
誰知道空氣中有沒有告密的侏儒？
正直的人在這說謊的世界裏痛苦，
倒是瘋子在分享著直言的幸福。
……
權力給了人以壓抑的靈魂，
使語言成了心靈最堅定的叛徒。
於是人們靠說謊騙自己騙曆史，
假話比危險的真話安全已成為千秋定律。
……
有一些異端邪說也並不可怕，
馬克思主義從不需要清一色的教徒。
一百種學說會開拓一百種局麵，
難道我們就永遠抱著那幾本寶書？
……
周平不再寫詩也有他的道理，他不可能成為那種詩人——“他們所追求的，無非是在安靜的環境中搜索枯腸，把一節一節的詩句完美地聯結起來，讓每一行詩都富於音樂感，光彩奪目，詩意濃鬱。他們所形成的社會圈子，在我們日常的塵囂生活中簡直像是一個僧侶團。他們故意疏遠日常生活。在他們看來，天底下最重要的，莫過於那些柔美的，然而比時代的轟隆聲更富有生命力的音響；當一個韻腳和另一個韻腳搭配得非常妥帖時，便會產生一種無法形容的動感，這種動感雖然比一片樹葉在風中落下來的聲音還要輕，但它卻能以自己的回響觸及最遙遠的心靈”。（斯蒂芬·茨威格語）而周平寫的詩顯然太“政治”，一個過於“突出政治”的熱血青年詩人往往被“政治”所淘汰，甚至被毀滅。盡管他作為一個革命前輩的後代，從小耳濡目染使他的血脈早已沉澱了對我們黨的忠誠和熱愛—— 一種極其自覺且純淨的忠誠和熱愛，但他傾盡全力將這種感情以“批評”口吻注入詩篇的結果卻不理想，不是被“自己人”誤解便是被“階級敵人”所利用。
周平發誓從此再不寫詩了，他要當一名記者，一名忠實於現實生活中的“真實”的好記者。不過他告訴我，他哥哥周力仍在寫詩，還寫小說、影視文學劇本和文藝評論。
我為之一振——周力，這個我一生中最早鼓動我步入文壇的戰友，我必須盡快見到他。
第二天，我去了省公安廳家屬院，裏麵有一座年代已久的英式洋房便是周力的家。周力正在桌前聽留聲機唱片，是《命運》交響樂，他說他幾乎每次寫作前都要聽一遍，已成習慣。
對於詩人和作家，所有激蕩人心的旋律並非是不可釋解的玄妙信號，而是蒼天賜予他們創作靈感的美好信物。我肯定是受到周力的影響，後來在寫作前也要聽聽交響樂。不過我不是聽《命運》，而是聽《梁祝》。一個人靜靜地聽。每當這時候，我總能感覺到，我房間裏的所有家具以及台燈、稿紙、鋼筆、煙缸、茶杯什麼的，都成為最忠實的聽眾。
我和周力很有興致地回憶我們在同一個部隊的那些事——他向我推薦當時屬“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書籍，並鼓動我跟他一起退伍去電影廠工作。我們部隊的白泉師長找他談話，要他留下來馬上提幹當營部書記，可他還是堅決要求退伍去了電影廠，後來考入四川大學中文係。
周力比我年長幾歲，已經發表了一些文學作品，但他還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詩人和作家，他的文學之舟還在逆流中顛簸。盡管如此，他仍是文學圈裏我所熟悉的唯一的人。於是，我把我寫的小說《戰友》拿給他看，要他提點兒修改意見。我對他有個小小的要求，看完之後不準笑。
周力看得很認真，看完之後果然不笑——他那張“硬線條”的臉上布滿嚴肅神情，這很可能是為照顧我的自尊心而裝出來的。他一言不發，隻是點了煙，拿著我的手稿在那兒作沉思狀。
窗台上有一盆怒放的紅玫瑰，似乎有人就藏在那下麵掩口竊笑，我的臉和脖子便紅成了玫瑰。正在後悔不該把小說稿拿給周力看，卻聽周力說，我要給你介紹一個人認識。
那個人是龔巧明。身材纖弱的她戴著高度近視眼鏡，鏡片頻頻閃爍許多美麗故事的信息——《思念你，樺林》《長長國境線》……我猜想，哪怕是她的燦然一笑，或者是一個愁容，也會給這些故事續上一段又一段。我有些興奮，因為她是我認識的第一個有文學魅力的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