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極大的危害。現在整個社會都顯得非常浮燥，實際上就是“數字出官”、“官出數字”帶來的直接後果。有的幹部為了自己的升遷，虛報冒領，數字造假甚至到了無所顧忌的程度。某省一個原副省長當縣委書記時大筆一揮，將上報的鄉鎮企業收入由幾千萬元“變”為了幾個億，當市委書記時，竟然將上報的財政收入“定”為400多億，他還命令市計委將該市“九五”期間經濟年均增長目標定為22%，而實際上這個市的經濟增長率隻有4.7%。但就是這樣一個數字造假的人，卻步步高升，最後當上了副省長。這可以說是數字出官的一個典型。雖然這個副省長最後因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判了死刑，但其在位時的所做所為卻給社會造成的巨大危害。想想真是可悲，既為這個貪官所悲，也為這類人所悲。
實際上，除了一度時間在幹部選拔任用上出現了認識上的偏差外，我們的幹部選拔任用製度，總的來講還是一種比較科學的選任製度，它雖然有不民主、少數人說了算、會出現買官賣官的問題等詬病，但對於整個幹部隊伍的成長來講，卻是一種比較有效的辦法，不斷地得到磨煉培養、不斷擇優汰劣，通過一層一層的考察選拔，不僅能夠把那些積累了多方麵工作知識和理政經驗的人選出來，而且選出來的這些人通過層層篩選、層層磨煉，不僅見識和體驗了不同社會層麵的情況，在相應崗位上所處理的各種問題，也為上升到更高層麵處理更大範圍的問題積累了的經驗。
人類社會的發展都是在不斷的重複和磨煉中進步的。特別是中國社會幾千年的選人用人辦法，為今天的選人用人提供了極為豐富的參考和借鑒。為可以說是西方製度中完全沒有的，也應該是值得中國人驕傲和自豪的。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總是在前人基礎上進行的。雖然曆史上的一些消極的因素也會對後人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我們應該承認，在曆史上，還沒有人有意用人類消極的東西來管理人民，治理社會。雖然在曆史的進程中確實出現了不少的昏君庸臣，但那既是極少數，並且也肯定不是有意的，隻不過可能是由於其認識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有限或者是為了達到個人的某種目的而出了昏招，但我們相信，對於整個人類社會來講，這些昏君庸臣是阻止不了社會的向前發展和進步的。
當今人類社會，從政治製度來講，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雖然全球220多個國家，隻有寥寥無幾的幾個國家實現社會主義製度，但按照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掘墓人，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社會屬性來講，它更先進，更現代。事實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曆了其繁榮時期後，現在已經明顯地開始走向衰落，而社會主義雖然經曆東歐劇變的陣痛後又開始走向新的發展之路，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活力越來越顯現。
而作為西方政治製度重要標誌的所謂民主選舉，雖然它可以體現多數人的意願，選民在選舉時可以實實在在地行使自己選拔的權力，但選過之後呢？民主的權力還有不少內容，決不僅僅是投票這一項。
所謂的民主選舉是選民真實表達自己意願的一種形式，但這種形式最後可能帶來的影響或者危害也並不是沒有。首先，這種選舉完全可能選出一個什麼都不懂的人來。雖然西方的政治製度能夠約束他隻能按照已經確定的路線走，但卻會因為選出來的這個人不熟悉相關事務而使效率大大降低。這種問題實際上在現在的現實生活中已經越來越突出，美國就是現實的例子。正是這些原因，近年來中國威脅論才被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叫響。
製度的力量是無窮的，但任何一種製度，都會有它的優點和不足，有它的進步和落後。西方的製度是這樣，東方的製度也同樣是這樣。我們要衡量一個製度是優還是劣，是進步還是落後，隻能把它放到一定的曆史時期去分析，而不能不分時期地進行比較，正如不能用陶器去和鐵器比耐用一樣。相對於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肯定是優良的，進步的，但奴隸社會相對於封建社會，它又是落後的，保守的。人類社會的發展，總會是從落後走向進步，這是不以哪一個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雖然在某個曆史時期會出現挽曆史的車輪於停滯甚至倒退的人物，但也隻能阻擋一時，而不可能阻擋永遠。前進是宇宙時空的必然，那些雖然有力量能夠阻擋曆史前進的車輪於一時的人物，最終還是會被曆史的車輪所碾過，曆史仍然會沿著往更先進、更良好的方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