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新批評的衰亡
新批評雖然在四五十年代影響巨大,其他學派的攻擊似乎反而助長了他們的聲勢。馬爾柯姆·考利(Malcolm Cowley)指出新批評全盛期時,“批評家比作家說話更有權威,雖然傾聽批評家說話的人數較少,但聽眾中大都是想成為作家的青年人”。在一二十年代美國現代文學剛興起時,各種各樣實驗性“小雜誌”對文學青年最有影響,到了四五十年代“批評世紀”開始,文學青年耽讀《肯庸評論》《西瓦尼評論》《赫德森評論》這些文論家辦的理論雜誌。這種情況,或許應當說是正常的,因為這畢竟就是文學理論的任務所在。有不少人因為對批評受歡迎不滿而攻擊新批評派,他們認為文學隻是供欣賞,而不是供理解判斷的。這種攻擊並不正確。
然而,正是學步者過多,造成了新批評派的衰亡。克裏格曾指出新批評“受朋友之害過於受敵人之害”,這話倒是有道理,因為本來是可備一格的一種特殊文學理論和批評方法論被變成一種一成不變的教條和人人都得趨趕的時髦。“新批評派的經驗教訓是讓我們懷疑一個批評運動的主要的但不愉快的功能,也是一種自殺性的功能,是給思想懶漢們提供了一個避難所,可以依樣畫葫蘆,卻用醜化毀了它。”因此,五十年代,新批評本身的發展停滯了,成了強弩之末,它的統治地位這才被其他批評派別所顛覆。
1956年,艾略特在明尼蘇達大學發表題為“批評前沿”的演說,認為新批評派搞過頭,是該轉向的時候了。1960年美國詩人蘭德爾·賈雷爾(Randall Jarrell)的《批評時代》(The Age of Criticism)和卡爾·夏皮羅(Karl Shapiro)的《為無知辯護》(In Defense of Ignorance)代表了創作界對受製於文論界的不滿,影響很大。我們上麵提到弗賴《批評解剖》一書為替代新批評派提出了新的形式主義方法論的希望,但新批評派出現頹勢的明確標誌,是年輕一代批評家的反叛。1957年維姆薩特和布魯克斯合著的七百五十多頁的巨著《文論簡史》出版,這是新批評派最大規模的著作,從蘇格拉底一直論述到當代各學派。但出版後,像埃德加·斯坦利·海曼(Edgar Stanley Hyman)在《肯庸評論》上,羅伯特·馬丁·亞當姆斯(Robert Martin Adams)在《赫德森評論》上,都發表了尖刻的評論。這部博學的巨著的根本性的問題,正如本書也指出過的,是把全部文論史“新批評化”,以新批評為標準重寫整部文論史,對各種曆史潮流進行貶抑或揄揚。這不是公正的史德,但卻是與新批評一貫的排他性姿態相一致的。
1959年,瓦戈納(Hyatt H.Waggoner)敏銳地觀察到,對新批評的反叛趨勢已開始出現。不久後克裏格指出:“不久前歸附新批評派還是時髦,最近以來攻擊新批評派已成了時髦。”此時,有的人甚至認為新批評派“必須對美國詩歌中一切混亂負責”。
麵對這種形勢,六十年代依然在批評界活躍的新批評派如布魯克斯、維姆薩特和韋萊克盡其所能予以反擊。但韋萊克不得不承認新批評已成為強弩之末、欲振乏力這個事實。維姆薩特的反擊戰堅持的時間最長,一直到他逝世(1975年),一直沒有善罷甘休的表示。但他也不得不漸漸改變策略,認為新批評可以兼收並蓄,集一切學派之大成。維姆薩特一向以不折中著稱,現在也搞了一個最大的折中。維姆薩特的另一個策略是承認另一種形式主義——結構主義“有合理成分”,但堅決與現象學辯論到底,用他的話說,他“情願看到結構主義對詩這個客體所作的有利的證詞,而不願與喬治·布萊或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28—,美國現象學批評家)到無邊的意識中去漫遊”。這或許能證明形式主義學派的親戚關係畢竟還起一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