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也需要治療方麵的類似物的幫助。我們從那些對這一研究和思想領域有興趣的人那裏可學到很多東西。例如，我們必須正視他們提出的什麼是同一性，什麼是真實的自我，什麼是治療和教育，在幫助人趨向同一性時應該做的等等問題。另一方麵，我們已經有了一個關於某種自我、某種特征的模型，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設想為生物性的，它是體質的、氣質的“類似本能的”。我們是一個物種，我們不同於其他物種。假如是這樣，假如你能接受這一模型而不是“白板”模型，不是把人作為純粘土可以鑄造或強化成為任何預先設計的形狀，像某一專斷的控製者所要求的樣子，那麼你也必須接受作為揭示、解除束縛的治療模型，而不是作為鑄造、製造和塑造的治療模型。這對教育也適用。由這兩種關於人性的不同概念所構成的基本模型也是不同的——在教育、學習，在每件事上都不同。
那麼，創造性是否是一般人類遺傳的一部分呢？它確實經常會喪失，或被掩蓋，或被歪曲，或被抑製，或受到任何可能的阻礙，那麼任務就在於揭示什麼是所有嬰兒與生俱來的能力。這是一個非常深刻、非常重大的問題，一個我們必須討論的基本哲學基礎問題。
最後，再說一點，一個特殊問題，而不是一個一般問題。問一問，什麼時候我們不想要創造性？有時，創造性能成為一種沉重的負擔。它能成為一種麻煩的、危險的、混亂的事情。馬斯洛曾從一位“創造性的”研究助手那裏理解到這一點，她把他曾研究了一年以上的課題搞亂了。她變得“有創造性”了，中途改變了全部事務，甚至連個招呼也沒跟他打。她搞亂了所有的資料，浪費了他一年的時間，把工作弄得亂七八糟。我們要求火車基本上正點運行，要求牙醫一般不要發揮創造性。一個人有一次要動手術，還記得當時他一直感到不安和擔憂，後來他見到了他的外科醫師。很幸運，醫師是一位精細專心型的人，非常幹淨利落，一絲不苟，這顯然是一位十分正規、有節製而清醒的人。這個人寬慰地長出了一口氣——這不是一個“有創造性”的人，這是一位能進行規範的、慣常的、平凡手術的人，不會玩任何花樣或試驗任何新方法或進行任何新的縫合手術實驗等等。
這不僅在我們的社會中是重要的，我們的分工要求我們聽從命令，執行計劃，不出意外。而且它對於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重要的，不僅就我們作為有創造性的工作者來說是如此，而且作為研究創造性的學者來說也是如此。因為我們都有一種神化創造性的一個側麵的傾向，神化熱情、頓悟，神化啟示、高明的主意，神化夜半靈感的來臨，並往往會低估隨後幾年的艱辛勞動，那是任何美妙想法要成為有用的東西都不可缺少的。
站在時間的角度上，那些美妙的想法其實占有我們的時間是很少的，我們絕大部分時間用於艱苦的工作。馬斯洛認為：“我們的學生不懂得這個道理。這些麻木的孩子更多出在我們的門下可能是因為我的學生常常同意我的某些看法，因為我寫過有關高峰體驗和靈感等等的文章，他們就覺得這是惟一的生活方式。生活沒有每日或每時的高峰體驗就不能算是生活，因此，他們不能做任何枯燥的工作。”
“有一個學生告訴我：‘不，我不想做這件事，因為它不能使我感到愉快。’於是，我漲紅了臉，怒氣上升：‘什麼話！你幹，不然我開除你。’然而他認為我在踐踏我自己的原理。我也認為，要對創造性進行更有分寸和更平衡的描繪，我們研究創造性的人必須對我們給予他人的印象負責。”
顯然，我們給人造成的一個印象是，創造性像閃電在某一偉大而光榮的時刻擊中你的頭腦。能創造的人也是優秀的工作者這一事實往往被忽視。
創新發展的必由之路
在某種程度上，循規蹈矩的存在並不是企業內特有的一種特征，也不是任何大的群體所特有的領域。可以說，無論是什麼類型的和什麼規模的組織，內部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循規蹈矩的現象。大的企業總是能夠給每位員工的個性留有更多的展示機會，它所要求的循規蹈矩比任何其他一類組織要少得多——其他組織比如政府部門、學術領域或者是在軍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