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些真實的問題，甚至是（或者尤其是）最成熟的人都要碰到的問題，才是我們希望在將來討論的。例如，真實的內疚，真實的悲痛，真實的孤獨，健康的利己，英勇，責任心，對別人負責，等等。
隨著普遍級人格的形成一起到來的，除了看到真理時的內在滿足而不是欺騙自己之外，當然還有量上的（以及質上的）增進。從統計的角度來看，大多數人的內疚是神經病性質的，而不是真實的內疚。成了無神經病性質的內疚的人，確實意味著內疚的數量更少了，盡管真實的內疚可能繼續存在。
不僅如此，高度發展的人同時也有更多的高峰體驗，並且這些體驗是更加深刻的（即使這一點可能不大符合“著迷的”或阿波羅型的自我實現的實情）。這就是說，雖然成了更完善的人仍然有問題和痛苦（盡管是“更高級的”類型），然而實際情況卻是，這些問題和痛苦在數量上是較少的，而愉快在數量上則是更多的，而且在質量上是更高的。總之，由於達到了個人發展的更高水平，所以個體在主觀上更入佳境。
自我實現者比一般公眾在特殊類型的認知，即我們稱之為存在認知上是更有能力的。我們把這種認知描述為本質的、存在性的、內在結構和動力的、人和物或任何事物現存潛力等的認知。存在認知與缺失認知、或以人為中心的認知和以自我為中心的認知形成鮮明的對照。正是因為自我實現並不意味著沒有問題，所以存在認知作為自我實現的一個方麵，包含著一定的危險。
在自我實現的研究對象身上，存在性認知和缺失性認知之間有什麼關係呢？他們是怎樣把沉思和活動聯係起來的呢？
首先，這些自我實現的研究對象在存在認知、沉思和理解能力方麵比一般的公眾要大得多。這一點看來是個程度的問題，因為每一個人似乎都有偶然的存在認知、純粹沉思、高峰體驗的能力。
第二，他們同樣也有更多的有效活動和缺失性認知的能力。必須承認，這可能是在美國選擇研究對象的副現象，甚至這也許是研究對象的選擇者是美國人這個事實的副產品。總之，在我們研究過的自我實現的人中，還沒有碰到像佛教僧侶那樣的人。
第三，在大多數時刻，大多數完美人性的人都過著我們叫做日常生活的生活——購物，吃飯，成為有教養的人，去看牙科醫生，考慮金錢，反複思考是選擇黑色皮鞋還是棕色皮鞋，去看無聊的電影，閱讀流行的文學作品等等。可以一般地預測，他們對惹人厭煩的事情是生氣的，對罪行是震驚的，等等。盡管這些反應可能是不太強烈的，或具有同情色彩的。高峰體驗、存在認知、純粹沉思，無論自我實現的人看來是如何頻繁，但是從絕對數量上看，即使是對他們來說，這些也是罕見的體驗。這一點是實際情況，盡管還有另一種實際情況：即更成熟的人在一些別的方麵會全部或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更高水平上，例如，更清楚地區分手段和目的、深層和表麵。一般的是更表現的、更自發的，同他們所愛的東西是深切地聯係在一起的，等等。
因此，這裏提出的問題更多的是終極問題而不是中間問題，是理論問題而不是實踐問題。然而，與理論上努力說明人性的可能性和限度相比，這些二難推理問題是更重要的。因為它們是真實內疚、真實衝突的起因。它們是我們可以叫做“真實存在心理病理學”的起因。我們必須繼續同這些二難推理問題做鬥爭，因為它們也是個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