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忍不住蹲下來，朝著離我最近的那隻鬆鼠伸出手去，想不到的是，那隻鬆鼠猛在躥過來，在我的手腕上輕輕咬下一些齒印。疼痛之中，同行的作家們看到我手上的牙印，提醒我一定要注射狂犬疫苗。望著仍在咫尺之處獨自嬉鬧不止的鬆鼠，我說，有那個必要嗎？說話時，我一直在笑，腦子裏還浮現出在城市的第一個早晨裏所見到的那些會嫵媚地微笑的小鬆鼠。
在公園的草木間行走得多了，對城市的心情也開始豁然開朗了。別人信不信，是不是如我所想，一點也不要緊，隻要自己想出其中道理就行。於是在後來的日子，我一直在不斷地對自己說，也對別人說，特別是那些執著於城市與鄉村二元對立者：對於城市來說，公園其實是一處被微縮了的鄉村，而鄉村則是被過於放大的公園。無論一個人來自何處，在共同麵對山水草木，或者如小鬆鼠一樣的小動物時，隻要是為著共同的原因而欣慰，我們的心靈深處就不會有太多的區別。公園是城市心靈的棲息地，鄉村則是這類公園命定中的過去與未來。
在武漢安身立命數年後，某一天，在東湖旁一家新聞媒體的辦公大樓內，第一次見到一個叫老包的男人。那是我們之間僅有的一麵之交，我敢肯定，在記憶裏，關於他的容顏，早已被遺失得一幹二淨，無論今後的哪個時刻，哪怕與他站成了麵對麵，如果不作介紹，也是絕無可能認出他的。現在，我隻記得老包坐在辦公室後，麵對我的那兩顆總也滴不下來的淚珠。
而我，亦如此。
老包的老家離武漢中心城區不遠，現在叫新洲區。那地方叫新洲縣時，我曾去掛職當了一陣子縣長助理，因為與我祖籍所在的團風縣相鄰，鄉風鄉情熟到不用另作解釋。
資深記者老包這輩子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好好地寫過牛，最大的禁忌是哪怕餓死也不會吃牛肉。
老包是大學畢業後分配到這家報社工作的，他之所以能夠上大學，全靠家裏養的那頭母牛。從上高中開始，讀書所需的全部花銷，都是將母牛每年生育的小牛賣出後得來的。父母在世時就曾說過，將來家裏人要為這頭母牛養老送終。母牛真的老了時，老包已經大學畢業了。皈依佛門的哥哥，將母牛當成家人，不再用牛欄，而是放在家裏好生喂養。那些當牛販子的，不時地來找，按一般規矩，牛一旦老了，不能耕種了，就會被賣到牲畜屠宰市場，用作他人的盤中餐。老包的哥哥不理睬那些牛販子，充其量對著他們念一聲阿彌陀佛。有天早晨，老包的哥哥發現母牛被人偷走，便尋著路上的蹄印，追了十幾裏，硬是從屠宰市場上將母牛找了回來。
這之後，哥哥在寺廟旁專門為母牛修了一間小屋，就近喂養。那一天，哥哥外出做法事回來，又不見了母牛。再去屠宰市場，也找不著，便搭車進城來找。哥哥的想法沒錯，既然不在鄉下，當然是被牛販子運進城裏了。可城市那麼大，哥哥能去哪兒找哩？
那天老包從外麵采訪剛回，聽到有同事叫，說是有個和尚找他。身披袈裟的哥哥，生平第一次進了老包的辦公室。哥哥說，我來找牛，家裏的牛又不見了。老包說當時他還有些生氣，說牛不見了怎麼跑到城裏來找呢？哥哥說，鄉下找不著，一定是讓牛販子販進城裏殺了賣肉。聽著這話，老包的心突然感到一陣疼痛。哥哥稍坐片刻，就要回去。他明白，家裏的牛永遠也找不回來了。在車站送別，望著哥哥的背影，老包說他分明看到了自己家的牛。
這是老包頭一回向家人之外的人講敘自己家的牛。因為心疼，他一向不肯將這件事講出來，但是一見到我，他突然有一種想講的衝動，然後覺得在心頭上壓了十幾年來的重負突然減輕許多。那如親人一樣的母牛，在一個被鄉村情愫滲透到每一根早生白發的人那裏，容不得丁點怠慢和輕視。然而在城市，這樣的怠慢與輕視，鋪開來比所有的馬路相加還寬高，堆積起來比所有的高樓大廈相加還要高。為什麼要無事找事地自取其辱哩！我相信老包也有著相同的想法。
小時候，生我養我的鄉村到處都是鳥窩。我的弟弟，有一次上到區公所院內的一棵高大的木梓樹上掏鳥窩。我記得很清楚，那天區公所的禮堂裏正在召開一個極為肅穆的會議。後來，姐姐告訴我，從縣裏來的一位軍人在會上，宣讀了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如何背叛毛主席的文件。一般時候，區裏開大會，總是如同過節，孩子們肯定是要去湊熱鬧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去區公所禮堂外麵玩。那是秋季，不是杜鵑啼血的春天。這種喜歡在木梓樹上做窩的鳥兒，不會像人那樣刻意對試圖來犯者設下陷阱，大人們在禮堂裏召開連半點熱鬧影子都見不到的會議，失望的孩子們便在外麵自己找樂。弟弟不是第一個爬樹掏鳥窩的，在他前麵的孩子都失敗了，輪到弟弟上樹時，他當然更加渴望因為成功而成為此時此刻的英雄。弟弟幾乎做到了，他爬上高高的木梓樹，正當他將手伸向杜鵑鳥窩時，腳上踩著的那隻樹結巴突然斷了，弟弟從幾丈高的空中大叫著跌下來，無聲無息地趴在地上。就在我們不知所措時，區公所的一位幹部聞訊跑過來，抓起弟弟的雙腿，倒過來，抖了幾把，在一聲大哭中弟弟複活了。複活過來的弟弟還衝著對方罵，直到明白事理後才停歇下來。包括母親在內，所有的大人後來都會問上一句，為什麼要上樹？為什麼要掏鳥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