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地域性明顯，鄉土觀念重
1．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點
音樂藝術具有強烈的地域性，這是中外文藝史家們的共識。而這種地域性文學藝術的形成和發展，與各個地域被作為統一體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的不同質態的文化對它的影響和製約是分不開的。這種影響，不但表現在音樂藝術作品的人生內容、語言和表現形式等外在形態上，使作品呈現出鮮明的本土文化特色，而且更深刻的是，它對創作主體——音樂藝術家的性格氣質、審美情趣、藝術思維方式乃至整個精神人格，都產生著熏陶濡染、潛移默化的作用。作為這種綜合性影響的集中體現，它可以孕育出某種極富於地域色彩的藝術流派和音樂人才群體。並且，這已經成為古往今來各個民族音樂藝術發展的一條規律。湖湘文化是孕育湖南音樂人才群體的根本，奠定了湖南音樂人才群體的基本特征。
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組成部分的湖湘文化，除融合了巴、濮、越等土著文化外，主要源於楚文化。在中華文化發展的漫長過程中，中原文化和楚文化這兩大文化係統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交流、滲透，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春秋以前，依附於商周的楚，文化上繼承西周文化傳統，受中原文化影響較大，本身很少特點。但春秋以後，隨著楚國的崛起，逐漸融合豫南各小國和其他地區（特別是江漢、洞庭、沅湘之間）的文化，從而形成了不同於中原文化的自己的獨特風格和成就。它以“蠻夷”的豪邁和浪漫，以“僻陋”的自然和率真，向早已形成的中原文化進行挑戰。以屈賦為代表的《楚辭》，就是這種文化的結晶。秦統一六國後，楚文化又彙入中華民族文化的巨川之中。自古以來，以楚文化為主要源頭的湖湘文化，編織了一個博大而精美的搖籃，形成一道精神文化的“母親河”，以自己的軀體和乳汁，養育了千千萬萬的湖湘兒女，孕育了豐富多彩、獨具風姿的湖湘藝術，包括漢族和各少數民族許許多多優秀的、傑出的、偉大的音樂藝術作品和音樂藝術家。可以說，正是有著幾千年悠久曆史的中華文化特別是楚文化——湖湘文化，為湖湘藝術提供了最深厚的土壤，最豐富的文化資源。一方麵，湖南音樂人才群體在不同曆史時期的藝術表現形態，音樂藝術的成就和不足，音樂藝術的嬗變和發展，都受湖湘文化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另一方麵，湖南音樂人才群體也以自己絢麗多姿、美不勝收的碩果，並以其作為一種特殊的審美意識形態的功能和作用，豐富著湖湘文化的內涵，對各個時期文化形態、文化思潮的形成和發展，產生著重大的影響，為湖湘文化以至整個中華文化的繁榮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從以上可以看出，在20世紀，特別是在早期，湘潭和長沙的音樂家最為多。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這兩個地區，對於整個華南來說，地理位置相對較好，經濟相對發達，接受教育的機會相對較多，受教育的程度相對較高。
二是這兩個地區曆代名人輩出，深受其影響。長沙和湘潭的鄉土文化中，曾國藩的影響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湘軍”之稱由書生曾國藩領軍始。毛澤東在早年就深受曾國藩的影響，他在1917年8月23日寫給黎錦熙的信中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這不僅因為曾國藩是湘軍首領，而且與他們是同鄉不無關係。
三是這兩個地區文化藝術活動相對活躍，且文人參與較多，藝術水平較高。這兩個地區在藝術方麵有著深厚的曆史淵源，名家代出。古代，歌舞樂和戲曲是音樂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元代是我國戲曲史上的黃金時代。當時，雖未見有湘籍雜劇作家，但產生了一位稱雄一時的散曲作家馮子振。“一代宗師”歐陽玄也作過《漁家傲南詞》12首，影響頗大。明代，湖南的戲曲作家比較晚出，至嘉靖時，出了一位雜劇作家許潮（靖縣人），所作雜劇合集《泰和記》，原為24出短劇，現有17個單折雜劇流傳於世。清代以來，湖南的傳奇、雜劇創作比較興盛。清初至清中葉，傳奇創作的代表作家有黃周興、張九鉞，雜劇創作的代表作家有王夫之、張聲階。特別是生於明末的湘潭人黃周星，他以詩文著稱於世，晚年轉而從事戲曲創作，是我國清初一位著名的戲曲作家和戲曲理論家，在戲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黃周星論曲強調戲曲的特點，講究曲律的規範，反對堆砌詞藻典故。他主張少用聖籍，多發天然，雅俗共賞，以趣感人，這種包含真知灼見的戲劇觀點曆來受到戲曲家的重視，並對後世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還有湘潭人張九鉞，既是清中葉的著名詩人，又是一位戲曲作家。他著有雜劇《四弦詞》、《竹枝緣》二種，傳奇《六如亭》、《雙虹碧》、《紅蕖記》三種，留傳下來的僅《四弦詞》雜劇一出和《六如亭》傳奇全本。其譜寫蘇東坡與侍妾王朝雲的故事，曾被標榜為“衛道之奇文，參禪之豔曲”，在湖南昆腔的發展史上，是一部頗有影響的戲曲作品。傑出的思想家王夫之創作的《龍舟會》，代表了清初雜劇創作成就。它取材於唐代李公佐的傳奇《謝小娥傳》，寫唐元和年間謝小娥為父夫複仇的故事。劇作繼承了元代雜劇的傳統，而又有所發展。結構緊湊，情節曲折而層次分明，特別是在激烈的戲劇衝突中成功地塑造了謝小娥的形象，強烈地抒發了亡明遺民的愛國情感和民族意識。戲曲評論家讚揚它“淋漓悲壯，睥睨古今”，充分肯定其思想價值和審美價值，是王夫之對湖湘戲曲作出的一個重要貢獻。張聲階也是湘潭人，是清代嘉慶道光年間雜劇“次盛之期”的一位著名戲曲作家。他承襲前朝雜劇全盛期的緒餘，創作了雜劇9種，每種一出，合為一本，總名為《玉田春水軒雜劇》。這九種雜劇都取材於曆史故事，是他有感而作。當時，正是鴉片戰爭爆發前夕，借戲曲以抒寫襟抱，把自己在社會大轉折時期所觀察和經曆的社會矛盾、政治動蕩和生活遭遇，全部傾瀉在雜劇創作中。其代表作《琴別》、《畫隱》等出，曲文多激憤之言，情緒悲愴而昂揚，詞句遒勁而清麗，人物性格形象鮮明，既具有時代特色和社會意義，又顯示出獨特的藝術風格。這些作品不僅在清代的雜劇創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對湖南戲劇的發展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湖南地方戲曲發展到近代，已形成聲腔形式繁盛，具有不同特點和風格的戲曲藝術。清代末期長沙最重要的戲曲作家和戲曲理論家是楊恩壽，其著述甚豐，曾彙刻為《坦園叢書》傳世。這些戲劇藝術的先賢對後世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不僅體現在民間戲劇的繁榮上，同時也體現在藝術人才的產生和成長上。
由此可見，湘潭和長沙出現像黎錦暉、歐陽予倩、黎錦光、田漢、呂驥、向隅、黃友葵、鄧映易、歐陽山尊、石夫、成之凡、黃源澧、黃源洛、周怡白、張庚、王人藝、王人美、劉振球、楊小波、李穀一、程誌、成方圓等一批舉國皆知的音樂家也就一點不足為奇。
改革開放後，隨著文化的開放，音樂更加繁榮，音樂家如被雨露滋潤的禾苗更加茁壯成長。這時的湖南音樂家群體又出現了不一樣的分布狀況，但總的情況是經濟發展較好的地方，音樂家相對集中。常德的著名詞作家逐漸占據其主導地位，有於沙、佘致迪等；從長沙地區走出去的著名歌唱家特別的多，成為了一種“湖南現象”。
2．具有比較濃鬱的鄉土觀念
湖南音樂人才群體的“鄉土情結”在音樂界是公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