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點實驗：一項長達兩年之久的關於大學生魅力的試驗表明，男大學生和女大學生均變得漂亮了且吸引力也加強了，因為在小組成員的生活中有增強的自愛、自尊，更多的樂趣（出自對他們更深的愛）。一般來說，假如我們強調治療的揭示麵，不論它所揭露的是什麼都在一定意義上早已存在了。所以，不論揭示療法采取何種形式，它所揭示的內容都極有可能是生命體所固有的；即，它的本質、它的最深處的實在是在生物學上給定的。
揭示療法所驅散的東西因而證明是，或至少表明是非固有的或非內在的，而是偶然的、表麵的，是生命體獲得的或強加於生命體的，能體現存在價值。由於揭示療法的使用而增強的證據這時起了證明的作用，認為這些存在價值是最深層、最基本、最內在的人性的屬性或規定性特征。這個大命題在原則上可以驗證。羅傑斯的“趨向和離開”的療法的提出擴大了可能性的範圍，研究一些有助於趨向存在價值和助長脫離存在價值的運動。
存在價值裏包括一些“人本主義的”、“全麵發展的”從教育的長遠目標，當然更包括非語言性的（舞蹈、樂器等）教育的目標，加上各式各樣的心理治療附加物，那很可能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那就是說，這種教育半有意識地需要像理想的心理治療一樣的最終結果。目前所做出的研究和一些就要實施的方法是可以和“創造性”教育進行類比的。在教育方麵也像在治療方麵一樣，能夠看出有隨著有效規範概念盤旋上升的可能性——即，能使學生最佳“存在化”的教育是“良好”教育；這樣的教育能幫助學生變得更誠實、更善良、更美、更整合等等。也許這也適用於高等教育，當然這隻是把它作一種達到目標所使用的一種手段。
這些原則也同樣適用於一些大的神學和非神學宗教，還有這些宗教中合乎教義的教法與神秘主義的說法。它們總是宣傳：有一個上帝，他是大多數存在價值的體現；理想的、宗教的、上帝的臣民是最能表現或至少渴望得到這些上帝般存在價值的人；而一些禮儀以及上下級的管理都隻不過是一種為達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天堂是這些價值的所在或狀態或達到價值目標的時刻。拯救、贖罪、皈依，都是對上述真理的接受等等。
由於這些命題是由選出的證據支持的，它們需要一種處於它們自身之外的選擇原則；也就是說它們隻能保持和心理學相一致，但不能作為證明存在心理學的證據。宗教的文獻是一個有用的儲庫，等待著智者的挑選和利用。至於上述的其他命題，我們可以把事情掉轉過來並作為待試的理論命題，例如說存在價值是“真正的”或有作用的、有效益的、有幫助的宗教的限製詞。這一標準現在也許能由禪宗和道家和人本主義的一種結合體係達到最佳的滿足。
事情往往是有相當一部分人在外界各種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而拋棄了存在價值，這些不利的條件包括集中營，監獄，饑餓，瘟疫，恐怖，周圍的敵意，被遺棄，無依托，價值係統的廣泛崩潰，價值係統的不存在，無希望等等。現在還弄不清楚為什麼少數人在這些完全同樣的“惡劣”條件下能趨向存在價值。但兩種趨向的運動都是可以驗證的。
把“良好條件”等同於“協同”，本尼迪克特就這樣認為：“社會體製的條件，能使自私和不自私相結合，對立矛盾能得到妥善安排，使我追求‘自私的’滿足時會自動地幫助他人，而當我試圖利他時也能自動地獎賞並滿足我自己；即自私和利他之間的二歧或兩極對立已經解決並被超越。”於是又假設：好社會的含義就是美德能得到流行的社會。越充分，存在價值的體現就越明顯；不好的社會條件或環境條件是使我們的個人利益相互敵對或相互排斥而使我們彼此拆台的條件，或使個人滿足（缺失性需要）供應短缺以致不是所有人都能滿足需要，除非以危害他人為代價。
在良性且充足的條件下，對美德及存在價值的追求不用付出代價或付出很少代價；在良好條件下，有德行的事業家在財政上是更成功的；在良好條件下，有成就的人受人愛戴而不是受人仇視或懼怕或忌恨；在良好條件下，讚美也更有可能（和愛欲或權勢無關）。
我們應當確信：“好”的工作和“好”的工作條件是指那些能更加接近存在價值的工作；如，人在不那麼合意的工作中最珍視安全和有保障，而人在最合意的工作中往往最珍視自我實現的可能性。這是良好環境條件的一個特例。這裏又暗含著趨向非規範說法的可能性，如說哪一類條件能促進完整、誠實、特異風格等等的形成，從而以“引向存在價值”的短語取代“良好”這個詞。
在“重建生物學”的操作中發現，基本需要的層次係統和它們的優勢順序有著相當大的關聯，這些需要的受挫引起神經症，也許不會等到太久遠的一天，我們將得到十分敏感的心理學工具，足以驗證一個假設：無論哪種存在價值受到破壞，隨之而來的是與之相聯的病態、或某種針對性不適，或一種人性萎縮感，也就是說，存在價值也是上述意義上的“需要”（我們為了完成自己或變成豐滿的人而渴望得到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