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震早在領受研究皖南形勢的任務時，就曾經就北撤路線進行過反複研究。經過多次的考慮，在不想與國民政府公開撕破臉皮的情況之下，皖南部隊北撤的路線可以選擇的餘地相當的有限。
在皖南周邊複雜的敵情之下，皖南部隊選擇的行動路線總體上並沒有大錯。據楊震所知道的曆史來說，這條路線絕對不能說是一條絕路。後來的失敗與其說是路線上的選擇錯誤，還不如說在行動上過於瞻前顧後，行動遲緩。
如果不是在行動的時候一再猶豫，失去戰機。即便與三戰區小股部隊遭遇，在其主力未趕到的情況之下，一鼓作氣衝出去，根本沒有任何的問題。皖南事變，不是輸在戰場之上，而是輸在戰場之外。猶豫不決，正是皖南事變失敗的最終原因。
至於這個作為三戰區少有的中央軍精銳，在皖南事變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的四十師，楊震雖然很重視，但是始終沒有認為這個師是皖南部隊失敗的決定因素。如果在事件之中，那位副軍長能夠聽取軍長的建議，集中兵力攻下星譚，這個四十師根本就無法攔截。
一句話，失敗的原因還得從自己身上尋找。外部的因素再多，也隻是起到了一個推動性的作用。缺乏正麵作戰經驗，又固執不聽軍事指揮員的建議，對軍事指揮員不信任。行動上猶豫不決、婆婆媽媽才是皖南事變失敗的主要原因。
對於那位被直接送上飛機的前任，如果說皖南事變的責任全部推倒他的身上，那是不客觀。但主要責任在他這個新四軍的主要掌舵者，以及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身上，這一點卻是毋庸置疑。
作為一名特戰隊員出身的楊震不是那些沒有軍事常識的軍迷，根據曆史記載的隻言片語，便草率的下了某一方麵怎麼樣的結論。作為一名軍人，楊震單憑一張形勢圖就可以準確的判斷出在皖南事變之前，整個皖南對於駐紮在這裏的軍部，已經成為一塊死地。
在周邊複雜的情況之下，整個皖南到事變發生為止，甚至連雞肋都算不上。在這種情況之下，不盡快的撤離，反倒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本身就是一種缺乏對局勢判斷與把握的能力，而縱觀那位副軍長在整個事變中的表現，楊震現在還記得當時自己給予的婦人之仁四個字的評價。形勢危急，甚至周邊的敵情都不明，作為一軍的實際最高指揮者，最應該做的就是指揮部隊迅速的脫離險境。
這麼做雖然會遭受一定的損失，但是相對於全軍覆滅來說，所付出的代價卻是要小的多。在事變之中，正是他的當斷不斷，猶豫不決葬送了整個部隊。此人雖然作為中央局書記，指揮了整個三年遊擊戰爭。但他的長處更多是在黨務方麵，在軍事指揮上卻還停留在各自為戰的遊擊心態上。
天時、地利都不在手中，再加上指揮上的優柔寡斷，遲遲不下決心，才使得對手可以從容的完成合圍圈。在發現自己被包圍後，依舊是不能果斷行事，大量的時間白白浪費在會議，甚至來回行軍上。
對於這個人的人品，對黨的忠誠和對敵鬥爭之堅決，楊震深信不疑。但此人在楊震看來，把握全局的能力稍差，尤其在軍事行動上過於保守。雖然遊擊戰爭經驗豐富，但是缺乏大兵團作戰的經驗。
與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遊擊戰相比，正麵作戰甚至是應變能力極為缺乏。讓其掌握全局可以，但是不能讓其負全責，尤其是軍事鬥爭上。新四軍的情況雖然有一定的曆史原因，但他對軍事主官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感，才是導致這次悲劇的最終原因。
正因為如此，楊震在被調往皖南之前，曾經再三要求中央恢複那位軍長失去已久的黨籍。雖然增補其為軍分會副書記的要求，中央沒有同意。但是至少可以改變這位軍長，在新四軍中相對孤立，不被信任的方麵。
那個人雖然已經調走，但是作為新四軍的組織者與創建者之一。加上其在曆史上的地位，其行事作風，給整個新四軍打上的烙印太多了。如果不恢複軍長的黨籍，即便有自己的全力支持，在工作中始終是被動。
楊震一向認為，如果在皖南事變之中，那位已經被架空，失去了戰場決策權，但能力卻是極強的軍長若是能真正的指揮部隊。雖然損失不能完全的避免，但是全軍覆滅的結局應該不會出現。
所以在中央要求楊震實際負起軍事指揮責任的時候，楊震以自己對皖南部隊戰鬥力不了解為由再三爭取軍事上還是由軍長負責，戰場上的決心還有由軍長下，自己還是隻起一個把握大局的作用為好。
隻是楊震對於這位北伐名將出身的軍長信任，但這位也許是之前受到的打擊太多，軍長明顯卻是因為某些原因而顯得有些不太領情。也是，在那種被孤立以及不被信任的不正常環境之下工作了數年，換了誰也不會在短時間之內便對另外一個人充分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