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刑具曆史2(2)
拘禁戒具
古代監獄在拘係犯人時，為了防止犯人逃跑、暴動和自殺，設有不少戒具。這類戒具主要有：
拘係手足的桎梏鎖鐐。早在商代甲骨文及出土陶俑中就可見到，當時已用一種長形、兩端呈銳形的刑具來拘械犯人的手，稱為“梏”(也稱“杻”)。甲骨文中的圈字，就形象地表現了被囚者梏手跽坐於獄中的情況。後來，又衍出械足的“桎”，兩者常合稱為“桎梏”。桎梏一般用木頭製作，大約從南北朝開始，刑律中對它的規格已有規定。鐵製的鎖鏈原是用於係頸的刑具，《新唐書·刑法誌》說：“死罪校而加木醜，官品勳階第七者，鎖禁止。輕罪及十歲以下至八十以上者、廢疾、侏儒、懷妊皆訟係以待斷。”可是當時鎖鏈還是一種較輕的拘禁刑具。宋代開始，鎖鏈漸用於足，宋人官箴《作邑自箴》雲：“重囚以鐵鎖，長八尺。於一頭安粗鐵汦，如大拇指大，用砧槌款曲，铌其一足，以軟帛厚裹，勿令磨擦。候出禁，以二小鏵車拽開其汦。須精熟好鐵，庶屈伸不折。”此例一開，拘足之鐵製刑具漸重，至元朝，元律專稱係頸之鎖鏈為“鎖”，拘腳之鏈為“鐐”，並規定“鐐連鑲重三斤”。可見，在中國古代實際獄禁中已有重鐐，以致必須在律法中加以限製。古代的鐐銬多以生鐵製作，“兩邊起了棱角，其鋒利像刀一樣，人的皮膚磨在上頭，不消兩三磨，俱已磨破”。邊枷將幾名犯人夾在一起
宋代監獄裏有用鐵做的枷，明代的監獄裏則有一百斤、一百五十斤乃至三百斤的創紀錄重枷。當時還有一種連枷，即在一個長枷上開兩個或三個人頭孔，把兩個或三個犯人夾在一起，兩人或三人的行止便溺必須同時進行，極為不便。明太祖朱元璋在《大誥》中首創“枷號”懲處貪官汙吏，甚至還有將贓官“枷項，諸衙門封記，差人互遞有司，遍曆九州之邑”的“枷項遊曆”酷刑。明代中期的《問刑條例》更於法外擬定關於“枷號”的五十三條規定，從此，酷吏們又多了一種虐待犯人的手段，而錦衣衛、東西廠更緣此衍生出以重枷來“立枷”犯人的酷刑。據史料記載：“近來廠衛多用重枷，以施禦囚，其頭號者至重三百斤，為期至二月，已百無一全。而最重者則為立枷，荷此者不旬日必絕。偶有稍延者，命矬低三數寸，則頃刻殞矣”；“凡枷未滿期而死，守者掊土掩之，俟期滿以請，始奏聞以埋。若值炎暑，則所存僅空骸耳。故談者謂酷於大辟雲。”到了清代，還製有專門的“站籠”。這刑具實際是將枷固定在一木籠的頂部，從枷到籠底的距離較常人頸部以下的高度為高，犯人站進籠中必須在腳下墊以磚塊。若磚塊墊的高，犯人尚可在籠中苟延時日，否則，腳著地不實，不數日即會斃命矣。
宋以後，獄中又增設了一種“匣床”禁具。原先，它隻是一種與枷配合使用以防囚犯逃亡的拘足具，稱為“匣”。《作邑自箴》中說：為了加強對犯人的警戒，“長枷於左閃未鑿竅可容三指，每夜禁囚上匣了，通以長鐵索貫之，多以響鈴係索上”。犯人常被這種禁具拘束，會因氣脈血流被阻而導致腿足瘡腫。大約在元代，這種“匣”改成了床的形式，犯人躺在上麵，整個被拘鎖住，故亦稱作“匣床”或“囚床”。當時的公文中提及，“江南諸處官府在牢設置匣床，本為防備所禁囚徒畏罪疏虞之患”。又據明人記載，上匣床時，犯人戴木醜鐐臥於其上，頭、胸部加鐵環、鐵索，腹部還要壓上木梁，上麵再加向內釘有釘、刺的匣蓋。犯人囚於匣床後，幾乎無法動彈，遇有蟲蚤老鼠，隻能聽憑叮咬。這種禁具常被吏卒胥役作為懲罰、殘虐囚犯的手段。《水滸傳》中的武鬆被誣下獄，“牢子獄卒把武鬆押在大牢裏，將他一雙腳晝夜匣著；又把木木醜釘住雙手，那裏容得他鬆寬”。明人小說《灌園叟晚逢仙女》中也述及，喜植花木的秋公得罪了惡霸，被誣為“將妖術煽惑百姓”，下在牢中，獄卒將他上了囚床，就如活死人一般，手足不能少展。清代時，更有“以長木將各犯同係之床，謂之鞭床”的禁具。
無疑，這類禁具的使用是非常殘酷的，因其殘酷，曆代法律中對這種拘禁刑具的使用多有規定。《舊唐書·刑法誌》規定：“杻校鉗鎖皆有長短廣狹之製，量囚輕重用之。”唐《獄官令》規定：“禁囚，死罪枷、杻，婦人及流以下去杻，杖罪散禁。”同時，法律還對不依法使用戒具的行為定有處罰的條款，唐律規定：“諸囚應禁而不禁，應枷鎳(鎖)杻而不枷汳杻及脫去者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遞加一等”；“若不應禁而禁及不應枷汳杻而枷汳杻者杖六十。”但實際上禁具常被逾限使用，成為加重對囚犯懲罰以增其痛苦的手段。北齊的張和思禁拘囚犯，“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汳杻械，困苦備極，囚徒見者，破膽喪魂，號‘生羅刹’。”有人還親眼看到明代的刑部監獄中犯人被禁係的慘狀：“有的犯人被綁在木板上，他們帶著鐐銬和鏈子，固定在鐵樁上，頭發也拴在鐵釘上。即使這樣還不讓他們自在，他們的腳用板夾住，背上和胸上纏著一百碼的鏈子和刑具，恐怕要壓斷了肋骨他們哭嚎著……”。所以，在監獄這個大刑具裏邊，還有大大小小的拘禁刑具，它們都能給犯人不可言狀的痛苦。
牢頭獄霸
馬牛、毒蟲、虎豹都是刑具，而且是活刑具；監獄裏也有活刑具，這就是牢頭獄霸，而且這種活刑具比死刑具還厲害。囚犯一入牢獄，就在牢頭獄吏的管轄之下，這批胥役社會地位雖然不高，但他們實際控製了囚犯的生存處境，因此常常憑借著這點兒權力倚勢敲詐勒索、摧殘淩辱囚犯。《舊五代史·刑法誌》說：“初則滋張節目，作法拘囚；終則誅剝貨財，市恩出拔。外憑公道，內循私情，無理者轉務遷延，有理者卻思退縮。積成訛弊，漸失紀綱。”五代時的眉州刺史申貴，以“誅虐聚斂”著稱，他公然指使獄吏“令賊(被關押者)徒引富民為黨，以納其賂”，並“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穴’”。宋代的牢頭獄吏“以獄為市”，公開索賄受賄，“若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遇到無錢之囚則視作“猶犬豕，不甚經意，初有小病不加審詰，必待困重方以聞官，甚至死而後告”。盡管當時嚴禁獄內外交通勾結，但：“有財者可使獄吏傳狀稿，通信息”；桎梏等禁具雖有定製，但“泥吏輩受賂，則雖重囚亦為釋放安寢”，以至“有貲之囚，巧為敷說”，使之“詐病”，“漸為脫免之地。”在以宋代為背景的小說《水滸傳》中，對這種“賄賂公行”的黑暗獄政有淋漓盡致的揭露。小說中的差役、獄吏，見了錢，猶如貓兒見了腥一般，什麼法製、禁令都可以置諸腦後，統統可以靈活圓通。押送刺配的犯人，隻要有錢，就可以去了行枷，要走就走，要停就停。犯人進監，都要打“殺威棒”，隻要有了錢，就可以“有病”為名免打。錢能通神，這個價值規律在監獄裏表現出的效果更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