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評價
陳獨秀是中國近現代曆史上傑出的政論家。陳獨秀是中國近現代曆史上傑出的大專家、大學者。陳獨秀一生一心為公，光明磊落，絲毫不搞陰謀詭計，不以權謀私，即使在艱苦困頓的晚年，他不接受敵人的饋贈，表現出一個革命者的剛強骨氣和高尚人格。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生毫不妥協，堅決地揭露和批判舊製度、舊思想、舊文化和社會種種弊病，代表了社會良心，為後人做出了傑出的表率。
新的《中國共產黨曆史》把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中的錯誤從“右傾投降主義”，改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為什麼摳掉了“投降”兩個關鍵性的字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說：“被看作陳獨秀犯嚴重右傾錯誤標誌的對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問題上的讓步，還有對蔣介石、汪精衛等的依賴，以及不重視黨直接掌握武裝的思想等，都是受共產國際的重大影響。”“因此，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對中國大革命遭受的嚴重挫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91年，胡繩玉在《學術月刊》第11期發表了《中共黨史人物傳不能沒有陳獨秀》，指出：“陳獨秀的一生，如果從他1900年參加反清運動算起，到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他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奮鬥了整整27個春秋，作出了比他的前輩、同輩都多得多的貢獻。就是在生命的最後15年裏，在舊中國的泥潭中，陳獨秀依然在趔趄向前，盡管步履蹣跚，有時躑躅，有時摔跤，但他畢竟沒有當叛徒，沒有做漢奸，沒有作出絲毫有損於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偉大國格和偉大人格的事來。”
個人評價
作為陳獨秀曾經的戰友，繼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博古、張聞天之後中共黨內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一生曾多次論及陳獨秀。主要集中於三個時期。
一是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毛澤東主要從以下兩方麵談及陳獨秀：
1．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對自己影響極大的人。新文化運動時期，毛澤東認陳獨秀為“思想界的明星”，“其人者，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毛澤東的這一看法在大革命失敗以後並沒有根本改變。1936年，應斯諾之邀談及早年經曆時，毛澤東多次以尊敬的口吻提到陳獨秀。他說，自己當時十分崇拜陳獨秀和胡適所作的文章，“他們成了我的模範”。“當我在北大的時候，他給我的影響也許比那裏任何人所給我的都大”。
2．警醒全黨牢記曆史教訓。在承認陳獨秀功績的同時，親曆大革命血雨腥風的毛澤東從未忘記陳獨秀放棄黨的領導權而使黨蒙受的重大損失。尤其是在30年代後期，由於王明右傾思想在黨內的巨大影響，毛澤東談及陳獨秀，更側重於提醒全黨警惕右傾，要求全黨牢記曆史教訓。當斯諾要求毛澤東對大革命失敗的曆史進行評價時，毛澤東毫不猶豫地把最大的罪責歸於陳獨秀，認為他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進一步妥協明明就意味著災難的關頭，使黨喪失了決定性的領導和自己的路線”。甚至認為，“陳獨秀是個不自覺的叛徒。”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多次指出，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引導了那時的革命歸於失敗”，警醒“每個共產黨員都不應忘記這個曆史上的血的教訓”。
二是中共七大前後。毛澤東從進一步總結黨的曆史經驗的角度談及陳獨秀：
1．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創黨有功。七大前後，毛澤東多次講自己是陳獨秀那一代人的學生。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組發言時講道：“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曆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曆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4月21日，毛澤東在講七大工作方針時說：“關於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誌等，是起了大作用的。”“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
2．反思全黨總結處理陳獨秀問題上的教訓，要求處理曆史問題時真正做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七大前夕，毛澤東反思黨在處理陳獨秀等人曆史問題上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了與黨內錯誤路線作鬥爭的基本原則。其一，與黨內錯誤路線做鬥爭時，應該注重強調產生錯誤的社會原因，而不是強調個人問題。在處理曆史問題的時候，“不應著重於一些個別同誌的責任方麵，而應著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誌這樣兩個目的。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誌，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誌之一”。其二，與錯誤路線作鬥爭，其目的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內戰時期，喜歡圖簡便，不願意同犯過錯誤路線的人共事，‘一掌推開’‘簡單明了’的那樣一種作風是不好的。”“任何過去犯過錯誤的同誌，隻要他已經了解和開始改正自己的錯誤，就應該不存成見地歡迎他，團結他為黨工作。即使還沒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錯誤，但已不堅持錯誤的同誌，也應該以懇切的同誌的態度，幫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錯誤。”
不過，肯定陳獨秀曾經的曆史功績，並不意味著可以抹煞他曾經的錯誤。七大前後，毛澤東也多次提醒全黨牢記陳獨秀的錯誤。在中共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嚴厲指責陳獨秀是“不懂馬克思主義的人”，“到了大革命後期就不要馬克思主義了”。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同年8月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中央決議的形式通過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說法，對其後中共對陳獨秀的評價起了重要影響。
三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這一時期，毛澤東論及陳獨秀，使用了“大叛徒”“反麵教員”等詞語，但是他的批判集中於其組織“托派”分裂黨的活動，並非全麵否定。
1955年2月，毛澤東在對《鄧小平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稿》修改時寫下了“我們黨內曾經出現過陳獨秀、張國燾等著名的大叛徒，他們都是階級敵人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的批語。1956年7月14日，毛澤東在同危地馬拉前總統阿本斯的談話中，又將陳獨秀與蔣介石、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高崗同列為“反麵教員”。
毛澤東的這種評價，主要原因在於，他從未忘記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給黨帶來的血的教訓，尤其是陳獨秀後期成立托派，背離中國革命正確道路的錯誤。而高、饒反黨聯盟的出現，使毛澤東再次警醒陳獨秀後期“搞托派”、“搞分裂”的活動。他認為，對這一類人，“無法采取幫助態度，因為他們不可救藥”。所以，“隻能打倒”。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這種情況下，1953年，經過安徽考察的毛澤東特地囑咐地方政府照顧陳獨秀後人的生活。據此，地方政府確認了陳延年、陳喬年的烈士身份，頒發了烈士證書，在世的陳獨秀的三子陳鬆年及其子女也得到了相應的照顧。
墓地
陳獨秀墓位於安慶市北郊十裏鄉葉家衝月形山麓。墓碑上隻有“陳獨秀之墓”五個字。盡管無任何說明和評價的文字，但陳獨秀早年在新文化運動和建黨之初的突出貢獻卻是不可磨滅的。
陳獨秀墓是陳獨秀靈柩於1947年從四川江津遷回家鄉後與原配夫人高曉嵐的合塚，2001年經保護性維修後，總麵積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塚、墓碑、墓台、護欄、墓道構成。墓塚高4米，直徑7米，漢白玉貼麵。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兩層，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漢白玉欄杆。墓南台階與長30米、寬6米的墓道相連接。墓的兩側，各排列32株杉樹，喻示著陳獨秀走過的64個春秋；5棵龍柏鬆，則代表他曾經擔任過中國共產黨一大至五大的總書記和委員會執行委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