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天就有一份提案，被內閣一致認為，應該否定掉，提案的內容是建議南京政府開科取士。
對於開科考本身，內閣的成員都並不反對，因為這是曆代王朝的慣例，任何王朝建立之後，都會正式進行開科取士，但也都一致認為，現在的南京政府，並不是舉行科舉的最好時機。因為現在還是戰爭時期，沒有多佘的精力來組織科舉，而且雖然說南京政府的地盤已經不小了，按明朝行政劃分的二京一十三省計算，南京政府己經完全擁有了南直隸，湖廣、浙江、江西、山東、河南、福建、廣東、廣西，這一京七省的地方，說是天下三分，己占其二，一點也不算過份。
但河南、福建、廣東、廣西這四個省卻都是剛剛才收複，有不少地方連行政機構都沒有建全，致於縣學、私塾更是十缺**，因此就是舉行科考，也隻是長江沿岸的幾個省份玩，不具備代表性。因此還是等全國統一之後，再正式舉行全國統一的科考。
商毅也同意內閣的意見，不過他想深了一層，就是對科舉進行一次革新。
盡管商毅也知道，科舉製度確實存在著不少的弊端，但也不打算徹底取消科舉製度，因為商毅也找不出一套比科舉更好的選撥官員製度。這就好比在另一時空裏，盡管越來越多的人對高考製度口誅筆伐，強烈攻擊，但卻還是要一年一年的辦下去，因為不管怎麼罵，誰也拿不出一套比高考更合理的製度出來。
科舉製度發展到明朝，各種規則，製度己經十分完善了，而且也確實是一種相對比較公證的官員選拔製度，直接從民間提拔人才，打破貴族世襲的現象，以整頓吏製。相對於世襲、舉薦等選材製度，科舉考試無疑是一種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製度。
因此自宋以降，中國的主流官員基本都是通過科舉產生，而且在宋朝的宰相、明朝的內閣大臣、清朝的漢族軍機大臣，不僅要是通過科舉產生，而且還必須是一甲進士的範圍內產生。在明朝中後期，就形成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局麵。
在十八世紀的歐州各國的有識之士，都對中國的科舉製度讚歎不已，因為不論出身，隻要有學問，有知識的人，就可以通過考試成為官員，這是相當文明的表現。
另一方麵，科舉製度對於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亦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盡管這種推動是出於一般人對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對知識或靈性的渴望；但在客觀上由於科舉入仕成為了風尚，使中國的文風普遍得到了提高。而且在考生當中，除少數人能在仕途上更進一步外，多數人都成為在各地生活的基層知識份子，這樣對知識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在近代以前，中國的識字率一直高於世界水平，科舉製度在其中也發捍了重大作用。因此科舉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對，不好的是科舉的形式和內容。
商毅知道在這個時代，科舉最大弊端就是形式單一、呆板，隻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不重考生的實際學識。而考試內容則與實際完全脫節，在宋朝的時候，科舉的題目還會與時政掛勾，而文章的形式也沒有俱體的要求；但到了明朝，科舉的題目已經限製在四書五經的範圍以內，而且還是以朱熹批注的四書五經為標準，不允許有自已的思想，內容也是純粹的討論道徳，同時文體必須是以八股文。結果造成了思想僵固。大部分讀書人為應科考，隻能鑽迷在四書五經和八股文裏；無論是眼界、創造能力、獨立思考都被大大限製。
另外由於科舉隻考文章，不考其他，因此除了少數人以外，絕大多數通過科舉出來的官員都會發現，自己除了能寫一筆好文章之外，對做官需要掌握的一切知識都是一竅不通，隻能依靠手下的師爺、書案、孔目、衙役等一幹吏員來處理政務。而這幫吏員也趁機蒙上欺手，雁過拔毛，結果當然是可想而知了。
而清朝代明之後，又把科舉幾乎原封不動給繼承下來，同時對科舉的內容管得更嚴更緊，結果造成了中國學術界的思想全麵禁錮，萬馬齊暗。到了清朝，無論在文學創作、或各式技術方麵有傑出成就的名家，卻多數都失意於科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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