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方麵，從晚明到清前期有一些明顯的變化。晚明異常活躍的白話短篇小說到清初就開始衰退，同時文言短篇小說更受一般文人的重視。白話與文言短篇小說之間不隻是語體上的差異，白話小說那種鮮活的氣氛與文言小說的雅致筆調，在對讀者的情感的作用上是有區別的，後者較為“隔”，也較為平靜。但文言小說對前一時期的白話小說不是沒有繼承關係，以最著名的《聊齋誌異》來看，作者所描繪的許多主動追求愛情幸福的女性形象，同“三言”、“二拍”中的女性有很多相似之處，但由於作者賦予她們以狐仙花精之類非人世的身份，這些形象因而與尖銳的現實矛盾構成一定距離，成為詩意的、幻想性的存在。而《聊齋誌異》中凡是具有現實社會身份的女性，大抵賢惠溫良而合於傳統道德。以上兩種特點，正是晚明文學精神在退化中又曲折地得到延續的表現。到了清中期，以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為代表，反對《聊齋誌異》中的虛構情節與細致的描繪，而以平實的筆記體為中國小說的正宗，這又更向古雅的傳統靠近了一步。
清代中葉是清朝的鼎盛時期。這個時期社會經濟由恢複進入繁榮和發展。經過康熙、雍正兩朝的休養生息，清朝人口大大增加了，耕地麵積不斷擴大，農業產品日益豐富。明末以來出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這時突破清初的限製和打擊工商業的政策而急遽發展起來。這一時期，在文化上也是有清以來的鼎盛時期。從官方來說，乾隆三十八年開設了“四庫全書館”，征求天下遺書，編輯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的編輯，盡管從統治者的願望來說是借此消滅反清文獻，轉移人們現實鬥爭的視線；但客觀上，這種圖書整理工作對於中國古代文獻的整理和保存，對於文化的發展也有一定貢獻。從民間來說，這一時期考據學發達，並形成了後來的乾嘉學派，他們在整理和考訂中國古典文獻方麵都有不少成就。乾隆後期，由於政治上的腐敗，各種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清朝由盛而衰迅速走向敗落。特別是乾隆末年和嘉慶初年爆發的曆時九年，遍及川、楚、陝、豫、甘五省的白蓮教起義，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動搖了它的統治基礎。
這一時期的詩文作家，雖然人數眾多，門派林立，各自在藝術技巧上有不同程度的創新，形成了元明以來所從未有過的盛況，但除少數作家的作品外，大多數作品已不像清初那樣係心民族的災難，充滿曆史責任感，而是屈服於朝廷的鉗製壓力，迷惑於“盛世”的表麵承平，或思想上墨守程朱觀念，或曲意以點綴升平，作品一般缺乏豐厚的社會內容。相對來說，詩論詞論和文論取得了更大的成績。在詩論方麵，有沈德潛的格調說、袁枚的性靈說、翁方綱的肌理說。在詞論方麵，張惠言和周濟強調詞的比興意義和社會作用，形成了常州詞派。在文論方麵，由方苞所奠基的桐城派文論及其古文創作，經劉大木魁和姚鼐加以發展，形成了桐城派的文論體係，其影響一直延續到近代。
這個時期的戲劇明顯表現出一種新的趨向，除楊潮觀、蔣士銓等人的作品略有可觀外，劇壇已基本沉寂下來。代之而起的是比較有生命力的各種地方戲曲。而講唱文學如評書、鼓詞、彈詞、民間小調也以旺盛的生命力在城市和農村活躍著。
清代長篇小說擁有廣泛的讀者，始終很興旺。明末清初出現的大量才子佳人小說，也是晚明小說一個方麵的延續，但這裏麵沒有什麼傑出之作，隻是些套路化的娛樂性讀物。一些曆史傳奇小說，如《水滸後傳》、《說嶽全傳》等，則較多受到正統意識的影響。到了清代中期，沿著《金瓶梅詞話》的寫實傳統，終於出現了中國小說史上兩部偉大的作品——《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這是清代文學了不起的收獲。《儒林外史》對於封建科舉製度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對於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的靈魂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它的“戚而能諧，婉而多諷”的藝術手法，使它成為我國古典諷刺小說裏程碑式的作品。《紅樓夢》則通過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和賈府由盛而衰的故事情節，深刻揭示了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社會必然沒落的曆史命運。在藝術上，這兩部小說對人性複雜性的理解之深刻、描摹之細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繼《紅樓夢》之後，《鏡花緣》略有可觀，它在婦女問題上有一些進步見解，體現出民主思想。此時的文言短篇小說有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袁枚的《新齊諧》，但成就不及前期的《聊齋誌異》。
清代中葉以後，清代文學急遽滑坡，直到鴉片戰爭爆發，文學才發生新的變化，由龔自珍的詩文打破“萬馬齊喑”的局麵而開一代風氣。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從清前期到中期，中國文學中所蘊藏的變革力量正在重新恢複生氣，倘以龔自珍為代表，可以說它已經達到了新的高度和強度。
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約七十年間，中國社會處於激烈的動蕩之中。這一曆史階段，是封閉的中國社會被迫向世界開放、正麵接觸以西方為代表的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時期。對中國的知識界來說，這種文明既是新鮮的和先進的，又是同殖民主義侵略及民族恥辱感相伴隨的。
在政治經濟方麵，無論是林則徐、魏源等先驅者，還是道光皇帝，他們所關注的是先進的西方技術，他們認為隻須“師夷之長技”，招“西洋工匠”和“西洋柁師”，選精工巧匠而習之，便可以達到強國的目的。
但是隨著民族危機的深化和西方文化的不斷傳入，人們逐漸感覺到，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是不同質的東西，這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論，力圖在保存中國舊有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吸收西方文化，它所不同於“道器論”的，是眼界要寬廣得多，如張之洞在著名的《勸學篇》中，就主張“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但這一派人士在維護“綱常名教”上，仍是不肯動搖的。甲午戰爭以後，這種變法論愈加高漲。
戊戌百日維新失敗後，人們對清王朝完全失去信任，這個政權本身也搖搖欲墜。而這時期由嚴複翻譯的《天演論》所表述的進化論觀點，在中國知識界引起了石破天驚般的巨大反響，此外，西方的民權、民主等思想理論也不斷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因此倡言“革命”的理論日益風行。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西方工業國家的產品憑借軍事強權的支持和自身的競爭力，從沿海深入內地，無情地撕裂著中國自給自足的傳統經濟的網絡，而受到這種刺激，中國的官辦工商業和民間工商業也日漸興旺，城市出現畸形的繁榮。
清代後期文學就藝術成就而言並不高，比較前期和中期反而顯得遜色。
鴉片戰爭前後，詩壇上占據正統地位的是嘉慶以來逐步興起的宋詩派，這一派的早期人物主要有程思澤和祁浻藻等，而以稍後的曾國藩影響最大，他主張作詩首先要涵養誌氣人格，同時要講求學問，注重修辭和音調。這代表了尚有自信維護清王朝的存在並以此為己任的政治人物的文學趣味。自同治以降，宋詩派演變為“同光體”，代表人物有陳衍、鄭孝胥、沈曾植、陳三立等。“同光體”過去被簡單地看作一個保守舊傳統的詩派，但實際上它也有很值得注意的地方。以成就最為突出的陳三立而言，他的不少詩寫得突兀卓立，尤其在表現個人為社會環境所壓迫的感受上，具有中國古典詩歌前所未見的敏銳性。另外，屬於革命陣營的詩人蘇曼殊，把西洋詩歌的自由與浪漫精神寫入傳統的形式中，也具有相似的意義。
但傳統詩歌形式盡管在表現詩人的人生感受方麵仍有一定活力，而它與日益變化的社會生活不相適應，卻也是很明顯的了。因此出現了以黃遵憲為代表的具有變革意義的“新派詩”。他的詩歌反映了中日戰爭以及其後的許多重大曆史事件。他主張“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雜感》)，所作大量引進新名詞，反映新的文化知識，描繪中國以外的風土人情，大大改變了中國古典詩歌的麵貌，令人耳目一新。
在黃遵憲開始創作“新派詩”不久，梁啟超提出了“詩界革命”的口號。這種“革命”的理想是以古人之風格來表現新的生活內容與人生精神——包括對西洋文化精神的吸納。它在實踐上並未獲得真正意義上的成功，但畢竟代表了比黃遵憲“新派詩”更進一步的變革要求。
清代後期動蕩危急的時事，激起許多仁人誌士憂時憤世的心情，從林則徐到章炳麟、秋瑾，留下了大量的紀實和抒憤的詩篇，這類詩作藝術上各有高下，但在保存時代心聲上，都有它們不可磨滅的價值。章炳麟、秋瑾和“南社”的一些詩人努力用他們的詩文為民族、民主革命服務。
清後期的詞與詩相比，較為遠離於時代的波瀾，雖也有傷時感事之作，但大抵隱於閃爍的意象之下。在詞壇上占主流地位的，是沿襲清中期張惠言、周濟一路的常州派詞人，也有個別詞人不囿於這一派。他們對於詞的寫作和理論研究，以及詞籍的整理頗用功力。但由於缺乏新異的創造，詞在這一時期雖不寂寞，卻少有生氣。
散文方麵，曾國藩憑借其擊敗太平天國所獲得的地位，重振桐城派的“聲威”，其幕府中又搜羅了眾多知名文士，一時造成很大影響(在作為桐城派之分支的意義上他們也被稱為“湘鄉派”)。
在散文領域代表著革新傾向的是梁啟超，他發表於報刊的許多文章，雖是為政治宣傳而作且仍是文言體式，但寫得流利明暢，富有情感，具有很強的煽動力，與向來的古文大不相同。這種新文體也是文言散文向白話散文過渡的橋梁。
清後期的戲曲演出，包括京劇和各種地方戲都很繁盛，但大都沿襲或改編舊有劇目，或改編舊小說，新的劇本創作自中期以來即告衰退，缺乏重振之力。清末出現過一些宣傳反清革命的傳奇、雜劇，但文學價值也不高。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時在留日學生中第一次出現了由“春柳社”組織的話劇演出，雖然表演的是《茶花女》、《黑奴籲天錄》等外國文學故事，但這一新的劇種為“五四”以後新的戲劇文學的興起提供了條件。
小說是清後期最為興盛的文學樣式，其數量呈現急速的增長，這在客觀方麵是因為印刷技術有了提高，因為報刊雜誌這種全新的大眾傳媒的勃興，主觀方麵則是因為這一時代人們對小說的看法有了很大改變，小說的價值被提得很高。
在晚清小說論中，影響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是梁啟超所鼓吹的“小說界革命”說。梁氏在這方麵深受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新派人士喜以小說宣傳政治觀念的影響，他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竭力強調小說在推進政治變革和提高社會道德方麵的作用，將它誇大為挽救中國的靈丹妙藥。這種理論的顯著缺陷，是容易使小說過於偏重宣傳效用，呈現說教色彩，而藝術上卻變得浮誇粗糙。當然，對於中國士大夫的文化傳統中鄙薄小說的習慣，這種理論客觀上也起到了衝擊作用。
但中國小說創作領域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卻聞不到一點新鮮的氣息。據《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的著錄，從道光二十年(1840)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的六十年間，作品依然是傳統型的。如人情小說《兒女英雄傳》《繡球緣》，神怪小說《升仙傳》《鬼神傳》，曆史小說《群英傑》《鐵冠圖》，公案小說《小五義》《彭公案》之類，與古代的小說沒有本質的區別。以前評價較高的以《官場現形記》為代表的譴責小說，在揭露社會黑暗方麵確實很尖銳，但這裏麵所謂的“揭露”有太多的虛誇，缺乏對人物的真實理解和同情，辭氣浮露，卻成為它的致命傷。值得重視的小說應數以妓女生活為中心兼及社會各色人物的《海上花列傳》，它以自然平實的文筆，描繪了在畸形的社會和畸形的生活處境中人性的變異狀態，善於從人物不動聲色的言談舉止中反映其微妙的心理，在若幹方麵具有現代小說的特色。隻是它的情調過於灰暗，作為長篇小說來看，它的情節也過於瑣細。惟此之故，有的文學史家甚至把這一時期的小說說成是“趨向衰落以至倒退的狀態”。由此可見，在這一為史學家劃定的“近代史”範圍內產生出來的小說，確實並不具備“近代”的“精神”。
清代後期也出現了許多文學批評和研究性質的著作。小說理論方麵，雖然受政治因素的影響比較大，但也接受了西方文學思想的某些成分。與此同時，王國維撰寫了《宋元戲曲考》(後改名《宋元戲曲史》)，第一次對中國戲曲的發展過程作了係統性的研究，他對戲曲的藝術價值的認識和對一些作家作品的評價，與西方戲劇理論也有明顯的關聯。他的《人間詞話》和《紅樓夢評論》，更為深入地運用了西方美學思想來分析中國文學，具有開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