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論概略》一書中，福澤諭吉全麵提出了學習西方文明的主張。他把世界上多元文化歸結為三種類型，即野蠻、半開化和文明，認為人類社會就是按照由野蠻到半開化到文明的次序向前發展的。在他看來，當時的日本處於半開化，而歐美已進入文明。因此日本必須“以西洋文明為標準”，學習歐美。他直截了當地指出：“試看今天日本的形勢，實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無文明之實；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內在的精神。”他說明了落後必然挨打的道理，“文明既有先進和落後，那麼，先進的就要壓製落後的，落後的就要為先進的所壓製。”但是，福澤諭吉並不一味崇洋媚外，隻是強調要學習其中“一種無形的東西”，即“文明的精神”。他說：“使歐亞兩洲相比，懸殊的就是這個文明的精神。”因此，他告誡人們“不應單純地仿效西洋文明的外形，而必須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
福澤諭吉還是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私立大學的創始人。1868年，他創辦了“慶應義塾”，後來又不斷擴充，建成為日本的第一所西式學校。這所宣傳文明開化的基地，為日本的維新改革事業培養了多方麵的人才。他因此被譽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為了從根本上打破日本閉關自守的局麵，福澤諭吉極力主張通過興辦教育，使日本逐漸走向文明社會。他主張以推進日本社會文明進步作為辦學宗旨。為此，他強調學校應講授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和自然科學基礎理論，傳播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
福澤諭吉啟蒙思想如同激蕩的洪流，衝擊著封建幕府體製和陳舊的社會意識，因而深得明治政府的賞識。他的啟蒙思想被資產階級加以改造、利用，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作為日本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福澤諭吉的視野又是狹隘的，他不可能去關心下層民眾疾苦，甚至主張用宗教來愚化人民，使人民俯首聽從資本家的擺布。明治維新後，福澤的思想逐漸趨向保守，對內主張“官民調和”論，對外則為日本擴張開脫，公開宣揚“日本肩負文明教師的責任……應把朝鮮帶進文明世界”，鼓吹要把中國和朝鮮“包括到我文明圈之中”，暴露了他的局限性。他的啟蒙思想本質上是為日本資產階級服務的思想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