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當然是以興中會的影響最大，因為興中會雖然是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但在1895年就在日本成立分會，在日本己有近10年的發展，而且興中會的創辦人孫中山的個人聲望也是最高的。孫中山的個人聲望主要來自兩個方麵，一是到這時為止，孫中山己在中國組織了廣州起義、惠州起義，盡管這兩次起義都是以失敗而告終，但畢竟是有行動，這一點要比其他隻不練的革命團體當然是要強得多。
而另一方麵，則是孫中山在英國倫敦被清廷特務緝捕入中國公使館的蒙難經曆。當時英國的《泰晤士報》、《地球報》均對此進行了報導，在歐洲引起了不的轟動，成為震驚世界的政治迫害案。在輿論的壓力之下，當時英國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國公使館釋出孫中山，否則將駐英大使龔照瑗及一眾外交人員驅逐出境。
孫中山被釋放之後，用英文出版了《倫敦蒙難記》一書，從默默無聞變成了名聲大噪的世界級政治流亡人士，因此這一事件也成為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的轉折點，一舉成為革命者陣營中聲望最的人。
不過日本也不是隻收留革命者，同時也收留和扶持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康粱兩人分別在英國、日本的保護下，逃到日本，並以日本為基地，號招在日華人支持自己，在中國推行立憲，並且反對慈禧，力主由光緒親政，主持改良。
其實在康有為、梁啟超初到日本時，孫中山曾托日本友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為示好，希望能和康梁同商革命大業。但康有為以朝廷忠臣自居，又自命當代聖人，而當時孫中山的名氣隻是在海外，在國內還是無名之輩，因此自然不把孫中山放在眼裏，斷然拒絕了孫中山的提議，從此兩派分道揚鑣。
但這時康有為、梁啟超確實均是大有名頭的人，而且康有為又善於自吹，不僅以聖人自居，還把自己打扮成為帝師，並且假稱自己是奉了光緒的密詔外逃，招兵討賊勤王。由於這時皇權在中國人心目中還有相當的權威性，因此康有為的這一番包裝在海外的中國人中確實有不的號招力，
兩人來到日本之後，立刻就招集到一批信徒，並且在橫濱創辦《清議報》，宣傳自己的改良立憲主張，而且康、梁兩人均是當代國學大師，妙筆生花，文章的條理清晰、字句工整，言語有據，在這個以報紙為主要宣傳工具的時代，確實是非常有用的，相比之下革命者的文章顯得激情有餘，但卻文理不足，因此維新派一時聲望之盛，甚致壓倒了興中會。
後來康有為在1899年赴美發展，留下梁啟超在日本主持大局，並在加拿大正式成職中國維新會”又稱“保皇會”，並在美洲、南洋、香港、澳門甚致是興中會的老剿檀香山設立分會，一時聲勢頗為浩大。
不過庚子國變之後，清廷的聲望大跌，不少中國人對清廷也徹底失望，加上一批有深厚國學基礎的革命者來到日本，使革命者陣營的理論實力大增，1903年，革命者中的國學大師章太炎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文章的論證嚴密，文風雄健，對康有為的改良維新主張進行痛快淋漓駁斥，從此雙方在報紙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論戰，頗為類似現代網絡中各大論壇的爭辯與炒作，但從大勢來看，是革命者開始扭轉頹勢，維新派則每況愈下。
從表麵上看，革命者和維新派的論戰是主義、觀念之爭，但實質是雙方都要爭取在日的中國留學生及海外華僑，畢竟這時兩派在國內基本都沒有什麼基礎了，活動經費的募集以及運動的基本力量，都要在留學生及海外華僑中爭取，因此雙方其發展空間極為狹窄，自然是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勢。
夏思痛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來到日本，當然對夏思痛來，自然是革命者的主張對路，而且華東政府也是這樣的主張，因此很快夏思痛就倒向了革命者的陣營，並且和孫中山、章太炎、陳華等革命者中的有名人物相識。
而且夏思痛為人豪爽、見多識廣，又有深厚的國學根基，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是華東政府的代表，更是給他增加了不少的份量。日本與中國接近，而且又注重收集中國的信息資料，因此華東政府的不少資料消息都傳到了日本，相比於南洋，在日本的華人對華東政府的了解要深得多，不少人也對華東政府很有好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