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聽了秦錚的話之後，半響無語，盡管自己被奪權囚禁，甚致是差一點被廢除，有很大一部份原因是由於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的魯莽行事而起，但光緒心裏一直把康梁視為治世救時的棟梁之材，有時光緒還會幻想自己有朝一日掌權，從海外請回康梁重新主持變法革新，使大清國富兵強，中興下。而庚子國變，出逃以後，光緒不止一次的想如果戊戌變法不被中斷，大清恐怕巳是一派新欣向榮的景像，絕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但秦錚卻毫不客氣的把他心目中的治國幹材貶得幾乎一錢不值，也讓光緒心裏非常不滿，而且戊戌變法所下發的變革令雖然都是由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提出，但也是經由光緒發出的，因此秦錚的指責、貶底，實際也是把光緒也算在裏麵了。
在舊時空裏，有相當一段時間對戊戌變法以及康有為，梁啟超的評價要過高，認為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但卻開啟了中國的思想啟蒙、思想解放運動，其實在甲午戰敗以後，變法革新的思想就己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因此戊戌變法隻能是恰逢其實的將這種思想推動了一把，到開啟就有些言過其實了。
當然不能戊戌變法沒有進步意義，但畢竟一個僅僅隻維持了104的變法行為，真正對中國的思想進攻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要戊戌變法的真正作用，主要是固定了清廷守舊頑固的印像，推動知識分子由維新向革命轉化。讓不少對清政府還抱有幻想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革命黨人。不過這個作用更準確的應為戊戌政變的影響，而不是戊戌變法本身的影響。
另一方麵，盡管史學屆對戊戌變法的性質定義為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但主導戊戌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在本質上仍然還是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他們對西方的認識僅僅隻是從租界的報紙、書籍而來，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前，所謂的維新派竟沒有一個人有出國考查的經曆，由於是維新派的精神導師康有為，也隻不過去了一次香港，到是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康有為反到獲得出國的機會，遊曆日本及歐美諸國，但思想反到日益保守起來。
而在戊戌變法的時候，維新派包括康有為，梁啟超在內，對西方各國的體製、製度實際根本是半懂不懂。當然就算是半懂不懂，但比起當時的中國來，維新派的思想確實也算得上是進步的，但維新派的持行能力，見識、政治手段，甚致是道德水準，都隻能用可笑來形容，因此戊戌變法的失敗，從某種意義上還是一件好事，反到是成就了康有為，梁啟超等饒名聲，如果真的任由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主持變法，中國是不可能富強起來，而且不出一年中國非亂不可，庚子國變不定會提前發生。
盡管光緒不願做亡國之君，並且力圖變法圖強，但他在本質上還是一個封建君主，在戊戌政變之前，除了在慈禧麵前以後，永遠都是聖明之君，當然不會有錯，這時也不禁生出海外華人也未免太狂妄自大聊想法來，但還是強壓住心裏的不快，道：“那麼依你們之見，大清變法的要務之急在那裏呢？”
秦錚當然聽得出光緒的不滿，心裏想著就這一點氣量還想當中心明君，不過既然光緒問到這裏，也不妨亮一點幹貨出來，至於光緒聽不聽得懂，那就不管了，於是秦錚道：“當今中國的要務之急在於土地。”
光緒怔了一怔，沒有想到秦錚給自己竟然是這兩個字。
秦錚接著道：“國之根本在於民，而民之根本在於土地，我們回歸中國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也了解了一些現在中國的土地兼並情況十分嚴重，下的土地，十之七八均為大地主、豪強、鄉紳所占有，而農民所有土地隻待十之一二，耕者無田則國不安穩，為曆朝所警，自然是當今中國的第一要務，土地問題不解決，其他的什麼變革都沒有用。”
作為一個封建帝王，光緒當然不會不懂土地兼並的危害，但一來是光緒對於土地兼並沒有什麼直觀的認識，大多都是從史書上看；二來在光緒看來，隻有效法西洋諸國變法革新才是要務，土地什麼的，還是守舊的思維，而康有為，梁啟超主持戊戌變法的時候，也從來沒有提過解決土地兼並的事情，似乎是隻要是變法成功了，土地兼並的問題就自然可以迎刃而解了。
而秦錚卻鄭重其事的把土地問題列為中國的第一要務，不僅讓光緒意外，而且也大失所望，還以為海外華人能有多大的見識，結果居然還是守舊的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