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從狀元到巨商的實業大王：張謇
1張謇事略：不戀當官戀實業
張謇是中國清末的實業家、教育家、立憲派首腦人物。字季直，號嗇庵。1853年7月1日生於江蘇南通，1926年8月24日卒於同地。1894年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時值中日甲午戰爭新敗，張謇鑒於當時政治革新無望，決心投身興辦實業和教育。1896年，在南通籌辦大生紗廠。其後陸續創辦許多重要企業，並創設淮海實業銀行，形成以張謇為首的大生資本集團，其鼎盛時期的總資本約為三四千萬元。張謇在經營實業的同時，重視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以經營實業所獲盈餘之一部和勸募所得，在本地先後創辦通州師範學校、通州女子師範學校和十餘所職業學校以及圖書館、劇場、醫院等。在外地，由張謇倡議或資助而設立的學校有：吳淞商船學校、水產專門學校、中國公學、複旦學院、南京高等師範等。因創辦實業、教育卓著成效而名噪東南，清末曾任中央教育會會長，在清末立憲運動中，張謇發動各省谘議局代表進京聯合請願，要求召開國會。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他被任為實業總長，未就職。1913年，出任北洋政府農林、工商總長兼全國水利局總裁。1915年，因不滿袁世凱公然恢複帝製，辭職南歸。返鄉後繼續從事實業、教育和地方自治事業。由於連年混戰、外商對華傾銷，大生資本集團各企業負債累累。1925年7月，大生各廠及欠大生款項的各公司被債權人上海、金城等銀行接管。張謇著有《張季子九錄》、《柳西草堂日記》和《嗇翁自訂年譜》等。
毛澤東主席說：“談到中國民族工業，我們不要忘記四個人……輕紡工業不要忘記張謇。”
2科考屢受挫，無心插柳中狀元
清朝鹹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1日)，張謇出生於江蘇海門常樂鎮一個富裕農民兼小商人的家庭。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個窮鄉僻壤的農家子弟，後來，竟會中了狀元。但他沒有像曆代高中的學子那樣進入封建官僚機構去做官，終老於官場，而是視官爵如過眼煙雲，另外開辟了一條新的人生道路，把全部精力用在創辦新式實業與社會教育上，成為人人敬仰的狀元商人。
張謇從小即入私塾讀書，10歲時已經熟讀四書、五經，13歲時居然能“製藝成篇”了。讀書之餘，也在家中幹些農活和雜活，體驗了稼穡之艱難，這一曆練對他後來的人生道路有著不小的影響。
同治七年(1868年)，15歲的張謇開始進入科舉考場。經過發憤準備，終考中秀才。此後家道中落，負債頗多，在窘困的境況中張謇仍讀書不輟，學業有很大長進，並開始受到地方上層人士的注意。同治十三年(1874年)，21歲的張謇離家謀生，到南京給江寧發審局委員孫雲錦當書記，從而開始了他的遊幕生涯。在南京，由於公務不多，張謇有餘暇遍訪名流耆宿，領受教誨，學問和社會經驗都更上一層樓，為他後來的進一步上升打下了良好基礎。光緒二年(1876年)，張謇入慶軍統領吳長慶幕府，為吳辦理公文。在此期間，他繼續讀書求學，與師友酬應唱和，並多次參加科試、會考和鄉試，成績雖很優異，但鄉試仍未能獲捷，遲遲中不了舉人。
光緒八年(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趁機派軍艦幹涉朝鮮內政，朝鮮國王請求清政府出兵援朝，以抗日本。清政府遂派吳長慶率軍入朝，張謇隨同赴朝，幫助吳於軍前籌劃，參與了慶軍曆次重大決策。因辦事幹練，鎮靜應對，張謇多次受到朝鮮國王和吳長慶的讚譽。光緒十年(1884年)四月，吳長慶奉調回國，不久病逝，張謇為之料理完後事後，離開慶軍，回到家鄉。
光緒十一年(1885年)，張謇再次進入科場，在京師參加了順天鄉試，結果以第二名錄取，終於當上了舉人。由於他是南方人中在“北榜”(指順天會試)名次最靠前者，按習慣被稱作“南元”，名聲很是顯赫，成為不少達官貴人著意延攬的對象。此後，張謇又陸續參加多次科考，但始終不順，屢屢名落孫山。從同治七年(1868年)到光緒十八年(1892年)，總共25年間，他曆經縣、州、院、鄉、會等各級考試20多次，直接消磨在考場中的時間就達120天之多。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自然使張謇灰心喪氣，並且對空洞陳腐的八股製藝感到厭倦。
張謇在考場上雖然連年受挫，但這些年裏他也不是毫無收獲，與南派清流官僚的結合，便使他獲取了另一處進取的機緣。作為曾入吳長慶幕的後起之秀，張謇很為南派清流們看重，認為他的品格與才識足以成大業，光緒帝的老師翁同和尤為賞識他。清流們利用手中有限的主試錄取權力，曾數次欲暗中幫助張謇取中進士，但都沒有成功。與清流們的相交，使張謇進一步卷入政治派係鬥爭的漩渦。
在應考的這些年裏，張謇還“經營鄉裏”，為家鄉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他先是下氣力辦理通海花布減捐事宜。通州、海門一帶盛產棉花，手工棉紡織業與棉布商業已有相當發展，但封建政府對棉布所征的苛捐雜稅卻嚴重阻礙了工商業的正常發展。張謇由於家庭經商的原因，與家鄉商人的關係比較密切，也深知過重厘捐對商人的危害，於是他聯絡各處棉布商人，請求政府減少厘金征收數額。不過，令張謇失望的是，頻繁的減捐活動未能取得實際成效。此後他又開始提倡改良和發展蠶桑事業。南通一帶農家本無養蠶習慣，張謇就帶頭育蠶，並號召鄉人也植桑育蠶，但民間反應極為冷淡。張謇於是又轉而仿照西法集資興辦公司，以購桑育蠶。這個辦法本來可行，但因缺乏資金，結果僅買來幾千棵桑苗散賣給鄉人種植。張謇前後花了四五年時間苦心提倡種桑養蠶，但都不見成效，原因是南通一帶手工繅絲業很不發達，新繭上市很少有人收購，形成“絲不成市”的冷落局麵。如果運到上海、蘇州販賣，沿途又要受到重重厘卡的盤剝，最終大都會蝕本。這樣，農家自然是不願種桑養蠶了。張謇認識到這又是厘捐造成的惡果，如果不是厘卡層層盤剝，發展蠶桑業是會給家鄉帶來富源的。於是他便在光緒十八年(1892年)邀集一批人，籲請兩江總督免除絲捐10年以興蠶利。經過不少波折，總算達到了目的。隨後他又勸說州縣官就地招商開行收繭。生絲本來是當時出口貨物之大宗，南通一帶蠶繭業經免捐設行，爭相收購，極大地刺激了該業的發展，形成一股小小的興辦蠶桑熱潮。不幸的是，正在蠶業大興之際，封建官府又見利眼紅，推翻了免捐成案，要絲商補交曆年已免除的絲捐，絲商由此受到較大的損失，進而把損失轉嫁到蠶農身上，嚴重損傷了農民養蠶的積極性。這樣，張謇發展蠶業以富家鄉的實踐又失敗了，使他受到很大的打擊。
經濟活動的失敗，雖使張謇心灰意冷，但他也有意外收獲，即通過這些活動，與當地花布商、典商、木商、煙商、紙商、洋藥商和一些中小地主建立了比較密切的關係。這些人成了他日後創辦大生紗廠的主要支持者和社會基礎。
除經濟活動外，張謇仍未脫書生本色，在應考之餘，曾先後主持過江蘇贛榆選青書院和瀛洲書院，並兼修縣誌，還致力於學術著述，先後寫成《釋書譜》、《說文或從體例錯》、《蜀先主論》、《贛榆釋》等。此時的張謇已有了更多的經世致用思想並把誌趣集注於實際事務中，所以未從事非常係統的學術研究。
光緒二十年(1894年)，適逢慈禧太後60壽辰，特地舉行了一次“恩科會試”。此時張謇已對科考得中毫無信心，但迫於父命隻得進京趕考。他本來懷著無可無不可的心緒隨意應付，卻不料禮部會試竟然取中第六十名貢士，隨後在禮部複試中又取中一等第十名，這就取得了參加殿試的資格。殿試之後，由於翁同和的大力推薦，張謇被取為一甲第一名，高中狀元。狀元及第是科舉士人最高的榮譽，張謇曾苦讀多年求取不到，在不惑之年已無意於此，卻偏偏高中狀元，真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蔭”。
中狀元後，張謇依循例被授為翰林院修撰。此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之際，清政府內部帝後兩黨矛盾激化。以翁同和為首的清流派擁戴光緒皇帝，大發主戰議論，強烈抨擊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借以衝擊後黨與主和派，想為徒有“親政”虛名的光緒帝爭取一些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早在家鄉時即與清流派接近並建立了良好的關係，這時因政見相同就更結合緊密了。所以他很快成為清流派帝黨中的佼佼者，並時常通過翁同和向皇帝轉達自己的主張，實則已是清流派的決策人之一。
正當清廷內部帝後兩黨主戰主和之爭極為激烈的時候，張謇突然接到父親病逝的消息，隻得循例離職回籍守製。他匆匆離開政爭紛紜的北京，回到家鄉。
3圖實業救國，創辦大生紗廠
《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麵臨著被瓜分乃至亡國的巨大災難。麵對此種結局，愛國誌士不甘忍受，紛紛行動起來，掀起了一場愛國救亡和維新變法的浪潮，並強烈要求獨立發展民族工業，以為國家自強之基礎。在此潮流的影響下，張謇也被激發起來，開始思索新的救國之路，並逐漸形成“實業救國”的思想。
這一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為張之洞起草的《條陳立國自強疏》中。他認為，《馬關條約》準許外國資本在中國內部設廠，將使中國經濟麵臨更深的危機，外國對中國經濟侵略的重心將由商品輸出轉為資本輸出，為此，中國應盡快講求商務、工藝，各省應建立商務局、工政局，提倡招商設局、建立公司，抵製外國設廠和洋貨傾銷。民族危機的刺激，中外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使這個已踏上士大夫之途的狀元，把注意力轉向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上，提出了“中國須興實業，其責須士大夫先之”的主張。在民族工業和民族商業的關係方麵，張謇認為應該把工業放在首位。他說：“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務立國，此皮毛論也。不知外洋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講格致，通化學，用機器，精製造，化粗為精，化少為多，化賤為貴，而後商賈有懋遷之資，有倍徙之利。”要發展民族工商業，就必須學習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張謇對此有很深的認識。他主張各省應廣設學堂，延聘外洋教師講授西方各類有助於近代化的專門課程，並強調不僅要“培之於先”，更要注意“用之於後”，充分發揮培養出來的新式人才的作用。對教育與實業的關係，張謇也有自己的見解，認為：“夫立國由於人才，人才出於立學，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實業需要人才，人才出於學校。但興辦學校需要經費，這又不得不仰仗於實業，所以張謇覺得自己的救國宏圖還是得從實業入手。正因為有了“實業救國”的思想和具體打算，已脫離封建士大夫窠臼的張謇便想把它付諸實踐，於是他開始踏上創辦實業的艱難曆程，創造了狀元辦廠的奇跡。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底，總理衙門奏請諭令各省設立商務局，其具體方案與張謇為張之洞起草的《條陳立國自強疏》中有關建議相近，即想以此“維護華商，漸收權利”。其原則是：“官為設局，一切仍聽商辦，以聯其情”。首先奉命設立商務局的，正是署理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的張之洞。光緒二十二年(1898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在南通設立商務局，讓張謇帶頭開家鄉興辦近代工商業之風氣。
張謇已有投資辦企業的打算，曆史又偏偏在這時候為他創造了契機，所以他乘設商務局之良機，辦起了大生紗廠。張謇選擇紗廠作為其實業建設的突破口，並非偶然，乃是因為南通地區的地理位置、土壤、溫度、降雨量、霜期都很適宜種植棉花，不僅產量高，而且質地潔白並富有彈性，素以“沙花”著稱。本地手工棉紡織業也很發達，“通州大布”曆來都暢銷於東北市場。隨著棉紗織業的持續發展，對機紗的需求量日益增長。這些條件都很有利於張謇創辦紗廠。另外，張謇與當地花、布商人早就建立了比較密切的聯係，興辦紗廠頗得地利人和之便。除了這些客觀因素外，還有一個促使張謇辦紗廠的重要原因，這就是出於抵禦外國經濟侵略的考慮。甲午戰爭之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比以往更加瘋狂，在潮水般湧入中國的外國商品中，洋紗所占比重最大。棉紡織業是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工業部門之一，民族資本主義自然首先要在這個部門奮起同洋商競爭。具有一腔愛國熱血的張謇當然也不甘人後，要在這個最具挑戰性的部門一顯身手，以實際行動抵製洋貨的傾銷。
大生紗廠最初定為“官招商辦”。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冬起，張謇開始“招商”。經過兩個多月的“招商”活動，他邀集了本地花布商沈燮均、陳維鏞、劉桂馨，上海紳商郭勳、樊芬、潘華茂等6人認辦，這便是大生紗廠初期的所謂“通滬六董”。他們反複磋商後，確定了大生紗廠為商辦，預計招股60萬兩，先辦紗機2萬錠。股票仿照西法，以100兩為一股，共計6000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