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私人會晤之後,身為首相的寺內正毅首先提出構築總力戰體製。在1917年第39次議會上,通過了政府提出的一項跨年度、總額2.6億日元的追加預算,用於建立八四艦隊及擴大與戰備有關的電話,煤鐵業。1918年的第40次議會上,又通過建立八六艦隊和擴充陸軍為主的龐大預算。為確保財政收入實現了增稅,製定了《軍需工廠動員法》和規定國家照顧在戰爭中負傷人員及遺屬義務的《軍事救護法》,在內閣設立軍務局,還設立了內閣直轄的谘詢機構—臨時教育會議,強化對人民的臣民教育。寺內的每一項措施都是為了應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直接或間接引起的國內外的動向和思想混亂,對於寺內內閣來說,當務之急是消除由於俄國革命造成的國內混亂,建立宣誓效忠天皇的國家體製。《軍需工廠總動員法》賦予了政府統治國民經濟的巨大權限。該法律的影響所及,一直延伸到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時推行的戰時經濟統治。另一方麵,日本政府開始對殖民地進行統一經營,內閣設置拓殖局,將迄今為止由內務大臣主管的台灣、朝鮮、樺太的經營權合並在一起。進而由關東都督兼任滿鐵總裁,首相取代外相直接行使監督權。這樣就形成了不是以外務省為正式渠道,而是不論正式還是非正式都可以發揮首相權限的體製。
不過這幫大日本帝國的精英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們在密室裏密議的三條製約中國的方略,僅僅幾天之後就出現在了被他們成為南支那實際統治者王振宇的案頭。
這是怎麼回事?還得從去年王振宇親赴上海談赴歐參戰和金融改革說起。當時在和黨務調查部江南總站站長王亞樵閑聊的時候,王振宇在對日情報工作的問題上隨口說了一句:“咱們的人不好滲透就找朝鮮人嘛!”
結果王亞樵思路一下子就打開了,他立刻指派戴笠去聯係在上海的朝鮮人,開始了對日本各級部門進行滲透的行動。
戴笠的辦事能力也確實是厲害,他很快就聯係到了後來被韓國人稱為國父的朝鮮人金九。而一直在尋求外部勢力支持的金九對此自然是一拍即合,他甚至離開朝鮮秘密進入到上海和戴笠取得了聯係。
而負責黨務調查部的周斕為此事還和軍事情報局局長何健進行了秘密會晤,會晤的結果就是黨務調查部和軍事情報局就軍事情報工作進行了分工,雙方組建了一個合作機關藍衣社,專門負責對日情報工作,而戴笠因此擔任藍衣社主任。通過這樣一個機構大家實現了情報資源的共享,當然經費上是要共同承擔的了。
不過畢竟才滲透了一年不是,按理說想對華最新對策這種級別較高的機密是不可能被潛伏進日本機關的人獲取的,但是意外還是發生了。因為對華三策原作者本身就是朝鮮獨立軍成功打入日本外務省的一個潛伏分子。區別隻是這位日本名為北條雄男本名金勇正的朝鮮人不是被培訓後送入日本內部的,而是其在成為日本外務省官員後被朝鮮獨立軍金九他們策反的。其隱蔽性比後期不斷向日本各級機關進行滲透的其他朝鮮特務要高的多的多,有了這位高人在,對華三條自然也就沒有半點秘密可言了。。。
王振宇看了這對華三條之後,長長的出了口氣,一直以來他都擔心自己的出現會不會導致日本入侵的提前。現在看來,自己的擔心是多餘的,果然和曆史上一樣,日本從始至終都沒有從日俄戰爭的巨大損耗中走出來。沒錢,對一定是沒錢。曆史上日本最後全麵侵華並不是日本元氣恢複了,相反是日本的決策層中理智的那部分都被幹掉了,餘下一幫不自量力的瘋子開始了螞蟻吞大象的把戲,而恰好那個時候的中國自己也不爭氣,多年軍閥混戰把國力白白耗掉,而在蘇聯的策動下的國內戰爭更是使得整個國家和民族錯過了最佳的備戰時機。
不過王振宇現在要想的不是這個問題,1917年注定是一個多事之秋。在北邊,北洋政府發生了一場軍事政變,6月8日,效忠黎元洪的三個師中忠誠度最高的衛隊第一師在措不及防的情況下被段祺瑞指示的安徽督軍(實際也就徐州一個地盤了),定武軍總統領張勳,安武軍總統領倪嗣衝的軍隊給包圍繳械了,隨後第二師和第三師宣布擁護段總理。而失去了嫡係武力支持的大總統黎元洪則被氣的直吐血,段祺瑞到這個時候才算是徹底控製了北京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