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總督周堪賡的報告是和日本使團同船到達上海的，這份報告除了日常的日本經濟社會形勢描述外，還夾雜了一段周堪賡個人對於日本大阪幕府改革的看法。
在這位周總督看來，以吉川幸助為首的這群幕政改革派，在今日的日本可算是真正具有海外視野的日本政治精英了，這個日本的範圍是包括了江戶幕府治下的整個日本。
這樣一群日本政治精英傾向於親明立場，足以保證未來二十到三十年內，大明在日本的特殊利益的保障和穩定提升。當然，在二、三十年之後，仿效大明的幕政改革如果確實發揮了作用，那麼大明及其他外國人在日本的特殊利益也就到了不斷削減退出的時候。
當然，朝廷也可以考慮，在這些政治精英沒有發揮出作用之前，聯合日本的藩閥勢力對他們進行清理清算，從而摧毀日本幕政改革的領導力量，最終讓日本失去和平變革的希望。
不過這樣一來，大明將會徹底失去日本社會各階層的親明勢力支持，從而使得大明在日本的特殊利益失去本地力量的保護。大明過去在日本低投入高收益的利益攫取模式將會完全改觀，我們需要不斷增加投入，以保證地方藩閥和民眾不起來反抗，我國對於當地民眾和資源的壓榨。
這就有可能導致我國同地方勢力的矛盾變得激烈起來，甚至步入昔日我國在越南陷入長期戰爭的局麵。一旦出現了那樣的局麵，那麼日本就成為了大明在東亞最麻煩的敵人，憑借其良好的地理位置，日本列島不但切斷了本土同北方大陸之間的聯係，也給本土同北美地區的聯係造成了麻煩。
因此周堪賡個人給出的結論是，口頭上支持日本幕政改革，以獲取日本改革派精英的好感是較為恰當的。對於大明來說，最為理想的狀態就是在日本改革派精英同藩閥勢力之間搞平衡，而不是傾向於任何一方，才能獲得最大的利益。貿然的加入到任何一方，都會損害到大明的利益。
當然從長遠看，他認為改革派精英贏得最後勝利的機會更大一些。因為自從日本被迫開國，簽訂了眾多不平等條約之後，底層民眾一直處於破產之邊緣。而藩閥武士們除了怨天尤人和不斷增強武備之外，對於將要崩潰的社會現實毫無對策，使得大量的底層民眾把改革視為了解救自己和解救日本的最後出路。
再一次看完了周堪賡的報告之後，朱由檢托著下巴發了好一會呆，方才出聲說道：“這兩天裏安排一下，朕想去宮本劍術師範的道場內看看…”
不待呂琦答應，朱由檢已經收拾好了周堪賡的報告，重新翻看起了來自各處的奏章。崇禎十四年的旱情麵積雖然比上一年小的多，但是連續兩年大旱的後果就是蝗蟲開始大規模的繁衍起來了。
而這一年的旱區繼續南移，從黃河到長江之間的區域，成為了旱區的中心。其中最為嚴重的區域還是河南同淮河所在的安徽地區，甚至於連湖北地區也經曆了整月無雨的狀況。
到了這個時候，從崇禎初年開始建設的水利工程終於發揮出了抵抗旱情的巨大作用，特別是陝西、山西、河北、山東和湖北地區，之前這些地區大規模的水利建設資金投入，使得當地的農田獲得了最低限度的澆灌，從而未出現大麵積絕收的局麵。
雖然此次湖北地區也遭受到了旱災，使得當地的夏收出現了減產。但是陝西、山西、河北地區的糧食減產數目不大，加上河套等塞外地區的農田開發，倒是極大的彌補了南方糧食產量的減產。
而以黃河中遊、中下遊為核心的蝗災起源地，也正在當地駐軍和百姓的聯合作戰下，竭力使之不向外外地擴展，從而極大的減少了蝗災造成的損失。
最為重要的還是，經曆了去年這樣大災荒的糧食恐慌之後，從年初開始對於南洋等糧食產地的進口就一直沒有停下過。在經過了去年這樣一個造船狂熱的年份，今年大明近海的航運能力足足比去年增加了三分之一，而來自緬甸、馬來半島、呂宋島和泰國的稻米已經超過了較近的越南和柬埔寨稻米，這極大了緩解了南方糧食產區的壓力。
且在上個月，崇禎親自簽發了命令，允許北方各省以麥子取代稻米完糧納稅，這也就是使得麥子產區的農民不必先賣出麥子再買進大米繳納國稅了。在這樣一係列措施的幹預下，雖然災區的旱情沒有出現什麼改觀，但是災區百姓的處境卻比去年要好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