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抬頭掃了一眼，首輔和其他幾位默不作聲的六部高官，這才緩緩開口說道：“既然你們都要朕作出評判，那麼朕也勉為其難的說上兩句。
不過在這之前，朕對你們說的隻有一句話，要給別人說話的權力。朕不想做周厲王，朕也絕不容許有人想做大明的周厲王。
在公開的場合進行爭論不是罪行，捍衛自己的學說和信仰也不是罪過，但是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學說和信仰，或是采用欺騙和恐嚇的方式宣傳自己的學說和信仰，才是一種暴行。
你們都應該很清楚，朕接受先皇兄傳位之前，並沒有經過係統的學習，因此對於孔孟之學可謂一知半解，所以你們要求朕分辨出新學和理學之間的優劣，朕覺得有些為難…”
聽到崇禎如此說話，殿內的大部分官員總算是鬆了一口氣，除了部分真把自然科學和天主教當成了名教敵人的守舊官員，大部分官員都不願意因為這種問題陷入到有可能的黨爭中去。
更何況，推崇新學的不僅僅是北方人，而維護理學的也不是隻有南方人。本身對新學的攻擊，不過是今天組織發起上書官員們附帶的一個內容，這些官員真正的目的還是在於給皇帝施加壓力，迫使內府從工商業撤退出去。
對於江南縉紳來說，內府插足工商業，跟萬曆皇帝向天下派出稅監收稅的舉動差不多。都是與民爭利，搜刮民間的財富。
但是同萬曆皇帝派出的那些蠢笨太監不同，這位崇禎皇帝並不是單純的派出一兩名太監到地方上強行收稅。而是大多同當地的中小商人合作，建立一個依附於內府的銷售商號，替內府銷售生產出來的各種商品，或是收購當地出產的原材料。
這種方式搜刮民財顯然更為隱蔽，由於出麵的都是本地的商人，買賣的貨物又是按照市場價格進行競爭，加上有內府的幹預，不許這些商人進行囤積居奇的行為，因此發賣內府貨物的商號開始漸漸得到了地方百姓的認同。
依附於內府供貨的商號，顯然已經損害到了地方縉紳和一些大商人的利益，在這個時代囤積居奇乃是商人贏得高額利潤的不二手段。雖然大明朝的手工業之發達，已經遠遠超過了這個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
但是隻要不是工業化生產，某一類商品的製造能力必然是有上限的，以大明如此巨大的體量，在遠離商品生產地的地方，這種商品的提供數量就更為有限了，基本上不會超過當地市場的銷售上限。
在一個原本就供應不足的市場，商人再采取壟斷的方式進行銷售，那麼這種商品的價格自然會漲到，一個讓大部分人放棄購買欲望的程度。而壟斷了貨物的商人，就能夠因此獲取數倍的收益。
當然敢於這麼幹的商人，要不然就是資本雄厚的大商人，要不便是有縉紳在背後撐腰的官商。他們要麼憑借資本壟斷當地市場，要麼憑借權力壟斷當地市場。江南地區由於經商風氣濃厚，因此經商人數眾多，自然壟斷各地市場的商人數量也不少。
但是，在內府支持的四海商行麵前，不管是商人的資本還是縉紳的權力都遇到了挑戰者。然而最讓他們感到驚懼的，還是內府供應商品的速度和能力，雖然四海商行僅僅在上海縣和舟山市站住了腳跟，但是江南的商紳已經感受到了危險的氣息。
江南的商紳敢於把萬曆皇帝派出的礦監稅使趕回京城去，仰仗的並不是自己的權力，而是他們煽動起來的江南市民的力量。而江南市民之所以敢冒死同皇帝派出的礦監稅使鬥爭，並不是因為商紳們掛在嘴邊的大義。
而是這些礦監稅使毫無節製和規則的稅收方式，完全擾亂了江南地區的工商業市場，倒是市麵蕭條，大多數工坊關了門。這使得大部分實際上已經脫離田地的手工業工人，失去了謀生的能力，自然在商紳的煽動下暴動了。
但是內府現在使用的是商業手段，雖然在激烈的價格競爭下，一部分工坊因此破產，不少工人失業。但是情況並沒有惡化到整個市場出現崩潰，因為充足的商品供給，市麵反而繁榮了不少。
怎麼一來，商紳們想要用大義的口號煽動地方百姓，就變得不現實了。那麼他們就隻能走朝廷上政治鬥爭這條路了。
而想要掀起天下士紳的同情，就不能光光指責內府把貨物賣的太低，因此反對地方新官製和反對推崇新學，就成了掩護攻擊內府與民爭利的最好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