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的話語頓時引起了眾人的共鳴，大同邊鎮在努爾哈赤起兵之前一直是九邊最重要的邊鎮。
大同的地理位置險要，號稱東連上穀，南達並恒，西界黃河，北控沙漠，居邊隅之要害，歸京師之藩屏。
當初北元正是失去了大同，才徹底失去了重返中原的希望。而大同以北是空曠無垠的平原地形，適宜於大軍集結，因此不管是中原大軍北上，還是蒙古人南下，大同都是必經的咽喉之地。
隨著大明武備的鬆弛，大同邊鎮的軍隊也開始迅速的腐敗下去了，從明初定額13萬餘人戰兵，5萬餘馬匹的強大軍隊，到了世宗皇帝時就剩下了8萬餘人，2萬多馬匹。
邊將不操練軍隊，卻一心想要用馬市作為控製蒙古部落入侵的手段。而大同邊鎮軍屯製度的敗壞，也使得大同邊鎮軍隊人數和實力下降之餘，軍費的耗用卻劇烈的增長了。
明初時，大同邊鎮每年耗用的軍糧近百萬石，有一半是軍屯所出。但是到了世宗皇帝時，雖然軍糧少了30萬石，但是軍屯的產出卻隻占了六分之一。
而用於大同邊鎮的京運年例銀從5萬兩，變成了今天主兵京運年例20多萬兩，客兵近20萬兩。
兵員不斷減少，而耗費不斷增長的背後，是大同邊鎮邊將同文官上下其手，大肆貪汙腐敗的狀況。
雖然幾任皇帝都想改變這種狀況，但是大同邊鎮錯綜複雜的軍餉供應體係，和文武官員相互勾結的局麵，已經不是派遣一兩位官員能夠糾正過來的了。
駱養性被派駐大同，大同鎮守太監也同時被更換之後，崇禎就開始對大同邊軍進行調查和人員調整了。
大同地方的文職官員有，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兼理糧餉一員。巡撫大同地方、讚理軍務一員。分巡冀北道一員，陽和兵備一員，分守冀北道一員，左衛兵備一員。
而武官方麵是，鎮守總兵一名，協守副總兵一名。分守九名，遊擊將軍二名，坐營中軍官二名，守備三十九名。
而在這兩個月內，分巡冀北道，陽和兵備，分守冀北道，左衛兵備四人已經全部調換。協守副總兵以下，守備之上的武官，則已經換了近一半人。
然而，從這些新上任的官員中收集到的情報，卻讓總參謀部對於大同邊軍已經完全失去了信心。
世宗皇帝時還有8萬餘兵員，2萬多馬匹的大同邊軍，現在算上老弱病殘也才4萬餘人，而馬匹到還有近萬匹，這主要是仰仗了大同馬市的便利而已。
按照孫承宗、袁崇煥過往在軍中的經曆，這4萬多人，能有5千精銳已經算是僥幸了。
把這樣一隻軍隊拉上戰場，還是野戰對付蒙古人，這無疑是一場豪賭。如果失敗了，林丹汗就可以長驅直入，不管是南下山西，或是東進京城，都將會無可抵擋。
坐在武英殿內的大多數人，都認為脫離堅城的庇護，去同林丹汗打上一場野戰，還是為一群蒙古人去作戰，顯然不是一個好主意。
朱由檢敲了敲桌子，然後說道：“為什麼你們會認為這場戰爭我們會失敗？我希望總參謀部要牢記一個原則，從戰略上我們要藐視對方，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對方。
然而朕翻看了從努爾哈赤起兵以來同我軍交戰的記錄，朕發現，我們從頭到尾都在違背這一原則。
我們總是在戰略上無比重視對方，但是在實際的戰術上卻又無比的輕視對手。這才會出現，每次作戰的實施計劃，不，也許根本就沒有什麼戰術計劃。
隻是下達了一個行軍目的地的命令，難道也叫作戰計劃嗎？”
崇禎的質問，頓時讓這些參謀們啞然了，不管是孫承宗等文官還是幾位武官，在經曆了這幾個月的參謀部組建工作之後，他們認同了皇帝所說的話語，以前那種隻言片語的作戰命令，根本不能叫做作戰計劃。
軍隊行進的路線，沿途後勤的補給，軍隊和軍隊分別前進時所要保持的距離等等，讓這些官員們重新學習了一次如何安排軍隊作戰。
這些官員們也同時發現了，皇帝所倡導的參謀工作，根本不講究什麼奇謀妙計，個人武勇。隻有按部就班的行軍，充分的後勤補給，還有在行軍途中對各種意外狀況的程序化處置方式。
這種詳細到繁瑣的指示，基本上已經讓前線的總兵大帥失去了大部分的指揮權力。但是對於朝廷來說，能夠這樣服從總參謀指令的軍隊，無疑是最為可靠的軍隊。
看著眾人默不作聲，朱由檢才繼續說道：“事實上在朕看來，這場仗林丹汗必敗，而我方必勝。”
孫承宗終於忍不住問道：“陛下何以如此肯定？”
朱由檢充滿自信的說道：“林丹汗在遼東麵對後金節節敗退，連自己的老家都丟了，他沒有想著反擊後金，奪回家園。反而把戰爭瞄準了自己在河套的同族，可謂出師無名，這是一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