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他也知道，這不過是萬裏長征第一步而已。他可以左右商人代表大會通過有利於朝廷的商稅改革方案。
但是想要真正把大會通過的商稅改革方案落實下去，把商稅按照規定征收上來，這卻是另一回事。
大明是一個宗族社會，自然商人勢力的興起，也是按照地域發展起來的。
圍繞洞庭湖、太湖區域的商人，蘇鬆一帶的布商等等，但是真正能影響到大明各地商業活動的商人勢力，卻隻有兩個。
一個是以山右商人為代表的，山陝商人。他們主要靠輸邊的糧食和鹽兩門生意發展起來的，一度掌控了西北地區的商業。
隨著開中法的衰敗，朝廷對於邊境貿易的打擊和控製，這些商人們逐漸把財力轉移到了兩淮鹽業上。淮揚鹽商曾經就是晉商的代名詞。
當然，隨著大明朝政的腐敗，中樞威望不斷下降。西北地區的邊境貿易又再度活躍了起來，不過都是以邊軍和商人勾結實施的走私貿易為主。
而可以和山右商人相抗衡的，這是南方的新安商人。這些在大明中後期才開始發展起來的徽州商人，憑借著糧食、木材和典當行的生意發家，在長江以南擁有著廣泛的影響力。
在長江以南的部分內陸地區，甚至有無徽不成市的說法。到了崇禎登基的時候，徽州商人的財力，也開始逐漸向兩個行當上聚集了。
一個是典當業，徽州商人同官員之間的良好關係，及同鄉之間的互助精神，使得他們可以籌集起較大的資本，和降低無法回收債務的風險。
而另一個，則是大明商人們都眼紅耳熱的鹽業。朝廷每年所收到的鹽稅不及正常額度的十分之一，而各地的鹽價卻始終居高不下。可想而知，鹽業的暴利都落進了誰的口袋。
一個一文不名的商賈，找到門路進入鹽業之後，十數年後就能聚斂起十幾、數十萬兩的資產，這種商業神話隻會發生在鹽商之中。
資本是趨利的，正因為鹽業的這種暴利，導致了大明的財富不斷的向鹽業集中，而無法分潤給其他手工業。這也使得，江南的經濟雖然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雇傭關係，卻始終不能跨過最後的門檻。
如果朱由檢想要在商人代表大會通過征收商稅的方案後，盡快落實這些措施，憑借現在腐敗而低效的大明征稅體係，顯然是完不成這個任務的。
而朱由檢認為，最適宜監控這些商人經濟活動，協助稅收工作的，某過於晉商和徽商手中的典當業了。
拉攏其中一方，打擊另一方。無疑是政治鬥爭的不二法門，同樣也適用於商業活動。
徽州商人雖然通過和官員的良好關係，為自己的商業活動保駕護航，從而獲得了迅速的發展。
但是起步太遲，根基不穩，終究是他們無法回避的一個弱點。徽州商人雖然打入了兩淮鹽業，但是舊有的鹽商們依然維持著自己的特殊地位，並打壓著徽州商人在鹽業中擴大份額。
比如說淮揚外地鹽商在揚州可以落下戶籍，叫做商籍。憑借這個商籍，鹽商子弟能夠獲得特殊的童生配額，事實上這就等於向這些鹽商家族開放了進入仕途的門禁。
並不是所有商人都能獲得商籍，出身山陝的淮揚鹽商就極力反對徽州商人在揚州落籍，而這也是晉商和徽商之間矛盾最大的一點。
此次上京的徽商代表中，以林塘範無病、休寧汪逢元、程德斡為首。範無病經營米業，汪逢元經營典當業、程德斡是一名木商。
雖然徽商代表中沒有鹽商，但是代表江蘇的商人中，卻大多以鹽商為主，包括晉商和徽商出身的鹽商。
這些天來，皇帝對於晉商和徽商資料的搜集，同樣看在了王承恩等宮內太監的眼裏。
就他們的立場來說，自然是傾向於晉商。畢竟山西就在北方，且晉商發家久遠，在京城中還存留著不小的影響。
長蘆鹽場尚未被四海商行吞並之前，長蘆鹽場出產的食鹽就基本上被晉商所收購。
因此當崇禎離開了浙江商人代表的分會場後，在會同館內騰出來的一間房間內，繼續研究晉商和徽商的資料時。
王承恩不由小心的向崇禎說道：“陛下，這些徽州商人入京之後就四處奔走，企圖拉攏朝廷官員為他們向朝廷主張，凡是揚州鹽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學。臣以為，這些徽州商人汲汲於利益，恐非良善之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