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美國幫助下搶占勝利果實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發生了變化，起著支配作用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中國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民族矛盾，而是以國民黨蔣介石為代表的統治階級和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蔣介石要把中國建成一個繼續由國民黨一黨專政統治的國家，而不允許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大眾實現人民民主、社會解放的願望。蔣介石的這個目標，是符合美國意欲稱霸世界的全球戰略、特別是獨占中國的遠東戰略的需要的，因而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
抗戰一結束，國共兩黨在對日受降及國內政治的一係列重大問題上，就發生了尖銳的衝突。蔣介石在劃分受降區時，每一個受降區都委派了國民黨的戰區司令長官或集團軍總司令為受降長官。但是國民黨的主力部隊，大都遠在大後方的西南和西北，為不讓中共因參與受降而得到應有的勝利成果，蔣介石力圖排除中共參與接收的權利與可能。1945年8月11日，他致電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稱：“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其在各戰區作戰地境內之部隊，並應接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
蔣介石指揮國民黨軍隊加速推進。還指示負責接收事宜的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對於非經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隊，如有擅自接受敵軍投降，企圖擾亂受降計劃者，得下令懲罰之。”美國駐華美軍總司令魏德邁在蔣介石的要求下，按照杜魯門的指令，動員了遠東的所有海、空力量，將幾十萬散在後方的國民黨軍隊，迅速運往南京、上海、北平、青島、台灣和經秦皇島至東北。在美國的幫助下，國民黨軍隊得以控製重要交通線，搶占大中城市和戰略要地，接受日軍投降和收編幾十萬偽軍。美國還直接派遣海軍陸戰隊第三兩棲部隊，於9月初在中國華北沿海港口登陸，進占天津、北平、青島、秦皇島等地，控製機場和港口，以及天津至秦皇島之間的交通線，然後移交給國民黨軍隊，以阻止人民軍隊解放這些戰略要地。美國還向國民黨政府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以便對“中國解放地區包括滿洲與台灣在內的有效控製”。在短短幾個月中，美國即“贈予”一萬五千輛軍用汽車、七百架戰鬥機和運輸機、價值一千七百六十六萬美元的軍需物資；並用美械裝備給國民黨軍隊武裝了五十個機械化師（其中九個為半機械化師）。
這樣，蔣介石及其國民黨執政集團搶占了抗戰的勝利成果，大大擴充和增強了軍事實力，並將軍隊調集到靠近解放區的前沿地區，加劇了國共之間的矛盾。
此時，在重慶和大後方的大批國民黨各級官吏，爭先恐後地分赴各收複區，去接收敵偽的物資、產業。特務、軍隊、政府機關等各成係統，你爭我搶，巧取豪奪，敲詐勒索，貪汙盜竊，鬧得不可開交。據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公布，短短幾個月，共接收敵偽物資價值六千二百億元，實際上貪汙盜竊之數遠遠超過此數。蔣介石指責接收工作“係統紊亂，權責不明，有利相爭，遇事相諉，形成無組織狀態”，但是他無法製止所屬各係統利用職權搶奪物資、企業、房產及貴重物品的混亂狀況。老百姓稱國民黨的接收是“劫搜”，接收大員是“五子登科”（指搶占車子、房子、金子、票子、女子）。據當時擔任北平行營主任的李宗仁後來回憶：“最令當時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這批接收官員為便於敲詐人民故意製造恐怖氣氛，隨意加人以漢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時漢奸帽子亂飛，自小商人以至大學教授，隨時有被戴上漢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戰期間沒有退入後方的人，都人人自危。”魏德邁在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也說：“國民政府的胡作非為已經引起接管區當地人民的不滿，此點甚至在對日戰爭一結束後，國民政府即嚴重地失去大部分的同情。”這場接收使得已經日漸腐敗的國民黨一發不可收拾。蔣介石1948年12月在尋找內戰連連失敗的原因時，曾經痛心疾首地說：“在接收時許多高級軍官大發接收財，奢侈荒淫，沉溺於酒色之中，弄得將驕兵逸，紀律敗壞，軍無鬥誌。可以說我們的失敗，就是失敗於接收。”
但是蔣介石不願承認，正是他自己和國民黨領導，以接收的名義，把日本侵略者和漢奸掠奪和榨取淪陷區人民血汗所建立起來的各種金融機構、工礦企業和商業貿易財產及大量土地，變成了“國營”、“黨營”，成為官僚權貴資本。他們還用壓低偽幣兌換法幣的比率對淪陷區人民進行剝奪，而後又用濫發法幣、公債等手段擴大金融資本，使他們的資產陡然驟增達二百億美元，從而形成國民黨蔣介石統治的重要經濟基礎。要說國民黨後來在大陸的完全失敗，這次接收確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與毛澤東的重慶談判
國民黨搶占了大中城市和戰略要地，接受和收編大批日偽軍，獲得美國軍火和物資的巨額援助，接收大量的敵產等，一時貌似強大得很，發動內戰、消滅共產黨和人民武裝的資本十分雄厚。然而，全國人民飽受多年戰亂的痛苦，渴望和平建設國家，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呼聲很高，許多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也紛紛發表宣言和談話。美國政府出於對當時的國際形勢以及中國人民和平願望的考慮，也希望中國避免大規模武裝衝突。他們設計的方案是：促使蔣介石讓出部分權力給共產黨，以換取共產黨交出軍隊、取消解放區政權，把共產黨統一到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中來，使中國成為美國在遠東抗衡蘇聯的可靠夥伴。鑒於內外形勢，又因為發動全麵內戰還需要進行各方麵的準備，蔣介石一時也就主動表示要同共產黨進行談判，以彰顯自己的強大優勢，迫使中共屈服。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蔣介石連發三電，邀請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與周恩來到重慶來商談，謂“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麵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其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並說“已準備飛機迎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連日經過反複商討，並在斯大林的推動下，於8月28日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長張治中陪同，毛澤東率中共代表團，乘專機抵達重慶。蔣介石原認為毛澤東不會來重慶同自己談判，事前未有充分準備，毛澤東來到重慶的當天中午，才匆匆召集五院院長會商談判的方針，表示要以“誠摯”的姿態對待毛澤東，但提出的談判方針則是：“政治與軍事應整個解決，但對政治之要求予以極度之寬容，而對軍事則嚴格之統一，不稍遷就。”他把這個方針歸納為三點：“一、不得以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即其所謂召集黨派會議討論國是，組織聯合政府也；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三、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也。”
蔣介石和毛澤東的重慶談判，一時給國人帶來了和平建國的希望。
期間，蔣介石同毛澤東直接進行了幾次會晤和談判。同時，派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兼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成都行營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群、國民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長張治中四人作為政府代表，與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進行具體會談。在會談中王世傑、張群等人沒有提出具體方案來，隻是對中共方麵提出的方案提出反對意見。9月4日，蔣介石在聽了張群等人的彙報後，針對毛澤東於2日提出的八項原則意見以及3日周恩來提出的十一項方案，擬定《對中共談判要點》：“一、中共軍隊之組編，以十二個師為最高限度。駐地問題可由中共提出具體方案，經雙方商討決定；二、承認解放區，絕對行不通。隻要中共對於軍令政令之統一能真誠做到，各縣行政人員經中央考核後，可酌予留任，省級行政人員亦可延請中共人士參加；三、擬將原國防最高委員會改組為政治會議，由各黨派人士參加。中央政府之組織與人事，擬暫不動，中共方麵如現在即欲參加，可予以考慮；四、原當選之國民大會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額。”蔣介石把《要點》交給張群等人，責成他們據此擬出回答中共的複案。
國共雙方談判的焦點是解放區政權和人民軍隊兩個問題上。蔣介石是欲在談判桌上取消共產黨領導的十九個解放區政權和一百二十萬正規軍、二百二十萬民兵，隻給幾個官職了事。他始終堅持“軍令政令統一”，一再要共產黨“放棄地盤”，“交出軍隊”。他甚至對周恩來說：“盼告訴潤之，要和，就照著條件和，不然，請他回延安帶兵來打。”嗣後毛澤東當麵回答蔣介石說：“現在打，我實在打不過你，但我可以對日敵之辦法對你，你占點、線，我占麵，以鄉村包圍城市。”為了謀取國內和平，中共在談判中作出較大讓步，表示解放區的軍隊，可以從初先提出的四十八個師縮編為二十四個師以至二十個師；解放區可以讓出八個。但雙方仍然有很大距離，談判曠日持久。
此時，蔣介石為了給談判施加壓力，調兵遣將，向解放區大舉進攻。中共武裝力量自衛反擊，在晉東南長治、豫西等地殲滅大量國民黨軍隊。蔣介石的軍事施壓沒有成功，談判仍然繼續進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蔣介石於9月末10月初去西昌“休息”時，曾動念要扣留和“審治”毛澤東。他在9月29日的日記中，洋洋灑灑地寫下了中共和毛澤東的十一條“罪惡”。隻是他旴衡國際形勢，“俄是否因此借口毀其盟約義務？促使蒙疆內侵與久踞東北？果爾，則國際形勢猶能容忍否？又美國輿論與政策，是否因之改變，棄絕我國不再予以接濟乎？”還想到國內各界必然會產生強烈反應，何況赫爾利對毛澤東的安全作出了保證。經過反反複複的“鄭重考慮”，10月6日他醒悟到“不敢稍有孟浪”。
曆史有時候就是這樣奇怪：幾天後的10月10日，蔣介石在發布國民政府對抗戰文武有功人員授予“勝利勳章”的名單中，不僅加進了朱德、彭德懷、葉劍英三人，還加進毛澤東、董必武、鄧穎超。他在日記中說：“雙十節授勳，特將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把勳章掛在內心認為有“滔天罪惡”的政敵身上，正是蔣介石這位政治人物複雜人格的真實寫照。
在全國人民要求和平建設的強大浪潮推動之下，雙方經過前後四十三天的商談，終於在10月10日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蔣介石承認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國方針”，中共方麵承認“蔣主席領導”。在《紀要》中規定了雙方“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並確認“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黨派平等合作，為達到和平建國必由之途徑”。國民政府代表在《紀要》中表示：“應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家人民在平時應享受”之自由，“廢止或修正”不合此原則之現行法令；“即行承認”“各黨派在法律之前平等”；嚴禁特務機關“拘捕、審訊和處罰人民”；釋放政治犯；“推行地方自治”以及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等等。
但是，前後四十三天談判中反複爭論的解放區軍隊和政權兩大問題，仍未獲得解決，蔣介石仍強調“軍令政令統一”，對於中共先後提出的四個方案，均予拒絕，隻是在《紀要》中載明“繼續商談”。
在《會談紀要》簽訂前後，蔣介石與毛澤東多次會晤，表示“國共非徹底合作不可，否則不僅於國家不利，而且於共黨有害”。蔣甚至對毛澤東說：
“我們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辦”，“國共兩黨，不可缺一，黨都有缺點，都有專長。我們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內總要搞個名堂，否則對不起人民。”
但是10月11日晨蔣介石與毛澤東離渝前的最後一次會談中又強硬表示：
在解放區問題上決不再作讓步。兩天前與毛澤東的會晤中，蔣已經徹底道出了心聲：中共“對國內政策應改變方針，即放棄軍隊與地盤觀念，而在政治與經濟上（同國民黨）競爭，此為共黨今後唯一之出路”。這還是當年“溶共”的基本思路。
更嚴重的是，蔣介石並沒有把這個《會談紀要》放在眼裏。就在《紀要》簽字的第三天，他發出密電，下令國民黨將領“遵照中正所定《剿匪手本》，督勵所屬，努力進剿，迅速完成任務”。八十萬國民黨軍隊出動進攻解放區，在津浦、平漢、同蒲、平綏各路沿線展開廣泛的攻擊，力圖控製華北平原，奪取通向東北的道路。11月9日至16日，蔣在重慶主持召開軍事會議，部署國民黨軍隊在六個月內擊潰八路軍、新四軍主力，然後分區“圍剿”。
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完全違背人民的意願，各階層人民掀起了反內戰爭民主的愛國運動。在重慶的各民主黨派紛紛發出呼籲，強烈要求停止內戰，反對用武力來解決黨爭。各界代表於11月19日組成“反內戰聯合會”。成都各大學二十一個團體聯名發表《製止內戰宣言》。昆明六千餘師生11月26日舉行反內戰“時事晚會”，但遭到國民黨武裝軍警的包圍和開槍威脅。
12月1日罷課的學生被血腥鎮壓，釀成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慘案。
全國人民的和平願望與蔣介石的內戰政策發生尖銳的衝突。
三、馬歇爾使華與政協會議
中國的嚴重局勢，引起了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1945年12月，美、蘇、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會議，“重申堅持不幹涉中國內部事務之政策”，同意“在國民政府下，有一統一與民主之中國，國民政府各級機構中民主黨派之廣泛參與以及內部衝突之停止，均屬必要”。美國政府在國際輿論維護和平以及中國人民反對戰爭的壓力之下，確定了調解國共兩黨爭端的對華政策。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原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為總統特使來華，要他“努力說服中國政府，召開一個包括主要黨派的代表所組成的全國會議，以獲致中國的統一，同時實行停戰，特別是在華北要實行停戰”；“以適當而可行的方式，運用美國的影響”，“盡快地以和平民主的方式達到中國的統一”。杜魯門同時發表了《關於美國對華政策的聲明》，說“目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為達到統一中國目標之恰當機構”；如果將“這個政府的基礎加以擴大，容納國內其他政黨派的話，即將推進中國的和平、團結和民主的改革”。《聲明》還說：“自治性的軍隊例如共產黨軍隊那樣的存在，乃與中國政治團結不相符合，且實際上使政治團結不能實現。”
明白地交代了馬歇爾使華的任務，乃是要全力支持蔣介石的政府統一全中國，隻不過不要用戰爭而是用“民主改革”的方式，把共產黨和其他黨派容納到蔣介石的政府中去，以換取共產黨交出軍隊、取消解放區政權。概而言之，即是扶蔣容共。
蔣介石希望馬歇爾來華調解國共爭端，幫助自己壓服對方。
蔣介石對於馬歇爾使華抱有希望。他相信馬歇爾對自己“支持與援助為全麵的與無條件的”。他需要一個美國總統特使來幫助自己壓服中共；至少可以利用馬歇爾調停的機會，爭取時間完成全麵內戰的準備，把一百多萬軍隊運到內戰前線去。在馬歇爾12月21日到南京的當天，他立即接見，表示同意在馬歇爾的調處下，與中共談判停戰問題。他告誡馬歇爾：“中國所以不能統一，乃由中共擁兵割據，仰承蘇聯鼻息，其同意和談乃在爭取時間。政府必須迅速收複華北，方能促使中共言和。”
12月27日，國共雙方重開談判。經過幾度商談，於1946年1月5日達成了《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辦法的協議》。根據《協議》，於1月7日組成了由馬歇爾擔任主席、周恩來、張群參加的三人軍事小組。1月10日又簽署了《關於停止國內衝突的命令和聲明》，決定由蔣介石和毛澤東分別向各自的軍隊發布“一切戰鬥立即停止”的停戰令，於1月13日午夜零時起生效。許多地方武裝衝突不斷的局麵暫時得到緩和。
但是蔣介石在發布停戰令之先，已於1月7日向國民黨軍隊的高級將領們下達密令：“政治協商會日內開會，我軍應於停戰令未下前占領有利地點，已下令前進至某地而尚未到達者應催促其星夜前進，其尚未繳械地區速令當地駐軍即行繳械，免被奸軍利用。行動務希秘密迅速，免資共方借口。”他特別指出：“應速搶占戰略要點，尤其是熱河方麵，最好於停戰命令前占領承德，否則亦必迅速搶占古北口、建平及淩源為要”。在停戰令下達後，蔣介石仍命令軍隊進占山東濟南。
蔣介石加緊了局部內戰的步伐。他命令國民黨軍隊以“接收”的名義，向解放區發動進攻，以求在戰略地位上占取有利態勢。至5月20日的短短幾個月中，國民黨軍隊就發動了“大小進攻達三千六百七十五次之多，使用兵力共為二百五十八萬餘人，強占解放區村鎮兩千零七十七個，縣城二十六座”。對於東北，更是借口停止衝突的命令和聲明中有“對國民政府軍隊為恢複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九省境內調動，並不影響”的規定，將大批軍隊開赴關外，攻城奪地，強行從中共軍隊手中奪取四平、長春等戰略要地。
在達成停戰協議的1月10日，按照國共雙方重慶談判的協定，政治協商會議正式舉行。參加會議的三十八名代表中，除國民黨八人、共產黨七人外，還有中國民主同盟九人、青年黨五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九人。蔣介石主持會議開幕式，他致詞說：這次會議將商討“國家由戰時渡到平時、由抗戰進到建國的基本方案”，國民政府將要實施重慶談判《紀要》中載明的“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各政黨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並得在法律範圍之內公開活動”；“積極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實行由下而上之普選”；“政治犯除漢奸及確有危害民國之行為者外，分別予以釋放”。
蔣介石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原本是為了應付國內外的輿論，掩飾其部署全麵內戰的真相。他在會前還支持曾琦及其青年黨從民主同盟中分裂出來，在政協中占有五個席位。他又拉攏張君勱、張東蓀，竭力鼓動國社黨也分裂出來，以便於自己操縱政協會議，可以任意通過一些決議壓製共產黨。中共積極聯合民盟和無黨派的民主人士共同努力，以爭取和平和團結的誠意，申述了基本主張，對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具體方案，在協商中作出了一些讓步。政協會議最後通過了五項協議：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修訂憲法草案中的國會製、內閣製、地方自治的原則；各民主黨派參加政府；國民大會增加代表名額，製定民主憲法；《和平建國綱領》規定“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作等原則和政府改組後的施政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