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應對日本大舉侵華之嚴峻形勢
日本帝國主義策動“華北自治”沒有完全實現它的侵略計劃，通過談判又未能壓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決定發動新的侵略。1937年7月7日在北平西南宛平發動的盧溝橋事變，正是日本加快對華侵略的新步伐，是它長期推行“大陸政策”的必然結果。
1937年1月20日，日本參謀本部提出要給中國“給予致命的痛擊”。
一個月後外務省製定《第三次處理華北綱要》，聲言“要對南京政權采取措施”。4月16日，外、藏、陸、海四大臣製定《對中國實施的策略》和《指導華北的方針》，確定完全占領華北的策略和破壞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措施。6月9日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向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提出《對蘇對華戰略意見書》，認為：“從準備對蘇作戰的觀點來觀察目前中國的形勢，我們相信：如為我們武力所許，首先對南京政權加以一擊”。日本虎視眈眈，蓄謀進犯。
日本帝國主義為發動侵華戰爭，備戰已久，其軍隊裝備精良，無論從數量和素質來說，與中國軍隊相比，都占有絕對優勢。據統計，當時日本擁有受過訓練的戰鬥兵員一百九十九萬七千人，陸軍有十七個常備師團，海軍艦艇有一百九十餘萬噸，僅次於英、美，居世界第三位，空軍有二千七百架飛機。而我國曆來實行募兵製，一年前才改為征兵製，陸軍雖有一百七十餘萬人（不包括工農紅軍），但隻有小部分經過整編或正在進行整編，大多數官兵缺乏嚴格訓練，武器陳舊，裝備缺乏，不能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海軍約有十一萬噸小型艦艇，隻及日本的十八分之一，基本不能出海應戰。空軍有三百一十四架各式飛機，也隻及日本的九分之一。由於帝國主義長期侵略和連年戰亂，我國處於國貧民窮、國力衰弱的境地，工業落後，三分之二還是外國投資，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基礎更差，戰爭需要的重型武器和械彈全部或大部依賴進口，而國家財政儲備極少。因此，日本帝國主義從來沒有把中國的軍力放在眼裏。
1935年華北事變後，日本在天津設立了駐屯軍司令部，不斷增兵華北，在北平、天津、唐山、山海關及許多地方駐兵。日軍牟田口廉第一聯隊的一木清直大隊在1936年9月進占豐台後，控製了平漢、平綏、北寧三線的交會之地，直接從南麵威脅北平。他們不斷在豐台至盧溝橋地區演習，從1937年6月起更是日夜不停地演習攻城技術，時時鳴槍放炮。日軍還在靠近中國駐軍營地的盧溝橋龍王廟一帶構築工事。
7月7日夜，日軍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由中隊長清水節郎率領，在盧溝橋西北龍王廟附近搞軍事演習，開槍射擊。駐守在宛平城內的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一○旅二一九團第三營，在營長金振中率領下嚴密注視。不久，日軍詐稱：宛平城內中國軍隊發出槍聲，使演習部隊一時紛亂，結果失落士兵一名，要求進城搜查。中國駐軍嚴正拒絕了日軍的無理要求，日軍即鳴槍示威，兩軍對峙。稍後，日方承認“丟失士兵”已經歸隊，但稱：為查明原因，日軍一定要進城，並說最初的槍聲是中國軍隊放的。河北省第三督察區專員兼宛平縣長王冷齋予以有力駁斥。但日方仍堅持要入城檢查，並揚言如不允許，將以武裝保護進城。
此時，日軍大量集結宛平地區，作好總攻準備，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8日淩晨4時，雙方代表到宛平城談判。談判剛開始不過五分鍾，日軍即以猛烈炮火轟擊宛平城，並攻占宛平東北的沙崗。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第一一○旅旅長何基灃和第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均表示要堅決抵抗。第三營官兵在營長金振中指揮下，不畏強暴，英勇還擊，重創敵人。日本全麵侵華和中國全麵抗戰從此拉開序幕。
日軍突然襲擊，企圖重演“九一八”事變，但在第二十九軍將士抗禦下，陰謀沒有得逞，遂與冀察當局進行談判，表示願意就地和平解決爭端。其實此乃緩兵之計，9至11日三次協議停火，日方三次違約，用大炮、戰車反複衝擊，鐵路橋、龍王廟幾得幾失。另一方麵，日本迅速調集兵力開往北平附近，部署全麵大戰。
盧溝橋畔日軍的蠻橫行徑，激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中國共產黨7月8日發出通電，緊急呼籲“平津危急！華北危急！”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許多愛國將領通電請纓殺敵。各界愛國人士聲援抗日官兵的壯舉，要求國民政府出兵抗日，保衛平津。許多地方的愛國民眾組織起抗敵後援會。北平的市民和青年學生紛紛奔赴前線，冒著敵人的炮火硝煙，為抗日軍隊修築工事，送飯送彈藥，救護傷員。
盧溝橋事變的電報傳到江西廬山，蔣介石極為震驚：“倭寇在盧溝橋挑釁，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將與宋哲元為難乎？使華北獨立化乎？”“決心應戰，此其時乎？”他立即作了緊急應付事變的部署。7月8日，蔣電令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又電北平市長秦德純等人，“應先具必戰與犧牲之決心，及繼續準備，積極不懈，而後可以不喪主權之原則與之交涉”。9日蔣電令軍政部長何應欽：立即從四川返回南京，編組作戰部隊，部署應戰準備。同日密令第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兩師向石家莊、保定集中，第四十軍龐炳勳一部及第八十五師高桂滋部開赴石家莊。又令宋哲元往保定指揮，“從速構築預定之國防工事，星夜趕築”，對於日軍的抵抗要“堅持到底，處處固守，時時嚴防，毫無退縮餘地”。蔣介石還決定設立石家莊行營，以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為行營主任，督導冀察軍事行動。他從各方情報獲悉，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戰事“勢必擴大，不能避戰矣”。他命令軍事委員會各行營主任、各綏靖主任、各省主席、各市長：“通飭一體戒備，準備抗戰。”並於13日電宋哲元說：“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中（正）早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與個人之人格。”“中央決定宣戰，願與兄等各將士共同生死，義無反顧。”
為了國家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為了民族的生存和延續，中國政府和人民奮起自衛的時刻到來了！
盧溝橋事變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一片狂喜，他們確信日軍隻消“對支（那）一擊”便可降服中國。陸相杉山元奏報日皇稱：事變能夠在一個月左右解決。參謀本部《關於華北用兵時的對華戰爭指導綱要》中，預定“掃蕩”駐北平一帶的中國第二十九軍的時間為兩個月，擊敗中央軍的時間是三個月。日本不僅在盧溝橋地區不斷違約侵犯，而且從東北增調重兵入關。
同時還設置了“就地解決”、“和平談判”的政治圈套。宋哲元等二十九軍一部分上層將領，對這種圈套一時缺乏認識，害怕事態擴大，會丟失經營有年的平津地盤，幻想以妥協退讓求得事變的和平解決。
在日本直接壓力下，宋哲元是處於第一線的華北軍政首領。1935年秋，日本策動“華北自治”後，蔣介石未予抵製，又力圖維持華北的“統一”。
宋哲元當時任平津衛戍司令兼北平市長，利用局勢，當上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他表麵上對南京國民政府保持隸屬關係，實際上竭力擴大自治權，用人、行政、關稅、鹽稅、統稅等都歸自己支配，逐漸形成獨立化的狀態。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他不願完全受其操縱而成傀儡。日方要求宋擴大“自治程度”、取締抗議日本增兵的學生示威等，宋表示“喪權辱國之事決不去做”。麵對日本的經濟侵略要求，如建築津石鐵路、開采龍田煤礦、收購華北棉花、輸出長蘆餘鹽、修改海關稅則等，宋則極力敷衍，托辭要由中央政府解決。後來日本要求與宋哲元簽訂“經濟提攜”的條約，宋於1937年5月21日借口“掃墓”躲避到山東樂陵老家去了，五十天不返。直到盧溝橋事變後的第四天，才在第二十九軍將領催促和敦請下回天津視事。
當時駐平津的第二十九軍，有馮治安第三十七師、張自忠第三十八師、趙登禹第一三二師、劉汝明第一四三師及第九騎兵師和一個特務隊，加上地方保安部隊，兵員約十萬人，真要對付當時駐在平津地區的幾千名日軍，是綽綽有餘的。但是除少數將領主戰抗禦外，宋哲元等一些人幻想經過一番周旋，作出一些讓步，事變便可平息，因而力主與日方進行談判。他們還婉言拒絕中央軍北上，害怕第二十九軍被蔣介石吞並、分化而消滅掉。7月11日，宋哲元從山東樂陵抵達天津，當晚即電副軍長張自忠與日方簽訂《盧溝橋事件現場協定》。次日，宋發表談話說：自己“向主和平”，“盧溝橋事變乃係局部衝突，希望能夠合法合理的解決”。雖然蔣介石在這天電宋哲元以“不屈服，不擴大”的方針就地抵抗，並派參謀次長熊斌北上宣達“不挑戰，必抗戰”之旨，13日又電宋“絕對與中央一致”，“無論和戰，萬勿單獨進行”，但是14日日本駐屯軍提出的七項要求，包括徹底鎮壓共產黨的策動、罷免排日要員、北平市內不得駐紮軍隊而由保安隊擔當警備等等，宋表示“原則上無異議，惟希望延緩實行”，派張自忠與日方商談。在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的限令下，19日雙方簽訂七項“細目協定”。同日，宋回到北平，認為從此可以息事寧人，下令拆除北平城內的防禦工事，打開封鎖了的城門，並按日方要求將馮治安第三十七師調離北平。宋還電請北上赴援、歸己節製的孫連仲、龐炳勳等部停止前進。
日本帝國主義設下的政治圈套，使中國軍隊徒然貽誤和喪失了戰機。
就在宋哲元派張自忠與日方簽訂《現場協定》的7月11日，日本召開首、外、陸、海、藏五相會議和內閣緊急會議，通過了陸軍占領華北、平津地區的計劃，決定“軍部必須把預先在關東軍和朝鮮軍方麵準備著的部隊趕快增援在中國的駐軍。同時，在國內也必須動員所需要的部隊，迅速派到華北”；公開發表增兵華北的聲明，聲稱日本政府已下了重大決心，決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向華北派兵；任命香月清司中將為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日本各報紙出了號外，“日本決定出兵華北！”“四個師團將立即開拔！”的大字標題赫然奪目，激起侵略戰爭的狂熱。至7月16日，日本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二、第十六等五個師團十萬侵略軍已進入關內，中日雙方在平津地區的軍事力量頓即逆轉。日本陸軍參謀本部17日製定的《關於華北用兵時的對華戰爭指導綱要》，規定戰爭初期的目標是“懲罰並擊潰”第二十九軍，完全占領華北；然後與中央軍作戰，“通過全麵戰爭求得對華問題的徹底解決”。
二、抵製謀和主張，宣示抗戰決心
中日大戰已是勢不可免。正在廬山舉行的有一百五十八名各界知名人士參加的暑期談話會上，許多人發言要求政府抗爭衛國，對抗戰作切實準備，表示在民族危難之際，民族生存之重要高於一切，願竭盡全力，共赴國難。7月17日，蔣介石在第二次共同談話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
“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因為“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變成北平”！我們“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蔣在講話中嚴正表示：“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的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曆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隻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最後蔣介石宣稱：“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隻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蔣介石這篇重要講話，於19日以《最後關頭》為題公開發表，引起了全國人民和世界輿論的重視。它表明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莊嚴立場，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多年以來第一個對日本侵略的嚴正聲明，受到了全國人民和各黨各派的熱烈歡迎和讚揚。
從講話可以看出，它是蔣介石對日抗戰從猶豫不決到下定決心的一個重要標誌。在19日日記中他寫道：“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應戰矣。”
“人之為危，阻不欲發，而我以為轉危為安，獨在此舉。但此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他同時致電何應欽等軍事將領：“對日抗戰，立意已定。”第二天即從廬山到南京，召集軍政負責人研討應戰對策。
當時，在南京國民政府內部，對於是否抗禦日本的侵略，是有不同主張的。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中日兩國的國力、軍力相差懸殊，我們目前的抗戰準備工作尚未就緒，不能貿然對日作戰，應當采取和平談判，或者設法推遲大戰時間。奉派為石家莊行營主任負責督導前線軍事行動的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明言“和平仍須努力求之”，“在能容忍的形勢下，總向和平途徑為上計”。他還推動閻錫山“請為和平運動”。7月19日蔣介石公開發表《最後關頭》後，徐於21日致函蔣，謂：“對日如能容忍，總努力容忍為是。蓋大戰一開，無論有無第三國加入，最好的結果兩敗俱傷，但其後日本係工業國，容易恢複，我則反是，實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險。”
蔣介石“應戰而不求戰”，此時仍未放棄用外交手段爭取盧溝橋事變就地和平解決的企望，以便抗戰的各項準備工作能按部就班地繼續進行，增強抗禦實力。7月20日蔣介石從廬山回到南京後，立即展開外交活動，於21日、25日、26日、27日連續接見英、美、德、法、意駐華大使，希望各國斡旋、調停。對於宋哲元的簽約謀和，他表示“不予反對”、“極度容忍”，願意承擔責任。雖然他對於宋哲元在北平與日方進行的談判不無憂慮，一再電示宋哲元保持警覺，“倭寇不重信義，一切條約皆不足為憑”，“應以彼方撤退陽（7）日後所增援部隊為重要關鍵”，但是他沒有采取果斷措施及時調大軍北上，不敢與日本在平津地區打一場硬仗，不敢斷然將增援部隊開進平津地區，更不要說放手發動全國軍民實行全民抗戰了。他命令第二十九軍“不求戰，必應戰”，也使得守軍不能主動出擊殲滅敵人有生力量。蔣介石這種遲緩、猶豫和不徹底，使得日軍源源增兵、從容入關，以致後來可以輕而易舉地擊潰第二十九軍進占平津。
宋哲元謀求與日妥協心切，對蔣介石接連發來告誡保持警覺的電文將信將疑，未予應有的重視。他也沒有料到日方在19日簽訂停戰協定後隻幾小時，即炮轟宛平城、盧溝橋，進犯北平南苑的大紅門；25日日軍又襲擊廊坊，進攻團河、黃村、通縣，切斷了平津交通。26日，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下最後通牒，限令駐守盧溝橋及北平各地的第二十九軍各部必須於28日完全撤退，否則日軍將“自由行動”。至此，宋哲元才知苟且偷安不可得，戰爭已無法避免，乃召開緊急會議。第二十九軍諸將領一致表示今除奮起抵抗外，別無它途可以自救。
為抗禦日軍侵占平津，27日上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南京黃埔路中央軍校內的蔣介石官邸舉行彙報會，決定電告宋哲元：“中央軍以援助平津，期與敵在永定河地區作戰之目的，先以主力集結於滄州、保定之線。第二十九軍應固守北平、盧溝橋、長辛店、涿縣之線，與保定方麵保持確切連絡。為增援二十九軍，令孫連仲部二十六路軍即向永定河地區線前進。”當晚，宋哲元與南京通電話，表示決心拒絕日方最後通牒。宋通令第二十九軍各部奮起抵抗；指示北上的第四十軍向靜海、獨流鎮集結，策應天津；第二十六路軍進駐長辛店、良鄉，以支援北平。
可惜為時已晚。日本侵略軍已經做好了大戰的一切準備。27日，日軍參謀總長按照日皇的“敕命”，發出武力占領平津地區的命令。28日黎明，日軍對北平近郊發動了總攻，向南苑、北苑、西苑大舉進犯，還出動四十架飛機對中國守軍的工事輪番轟炸。第二十九軍愛國官兵奮勇應戰，反攻豐台，組織南苑保衛戰，反擊日軍對廣安門的進攻，痛殲五裏店日軍，均取得勝利。
但是日軍依仗其優勢裝備和眾多兵力，狂暴進犯豐台、南苑，而我守軍倉促應戰，因缺乏準備，犧牲慘重。在南苑保衛戰中，該軍副軍長佟麟閣和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身負重傷仍指揮作戰，先後壯烈殉國。各地守軍不畏犧牲，英勇作戰，但終因敵眾我寡，軍力懸殊，經過晝夜血戰，故都北平和北方大港天津於29日、30日相繼淪陷。
三、順應民心實行國共合作
盧溝橋事變以後，在全國軍民抗日洪流的推動下，蔣介石與中國共產黨代表進行兩黨合作共同抗日的談判，加快了步伐。7月初，周恩來等人應蔣介石之邀抵達廬山，竭力促進蔣介石下定發動全國抗戰的決心，並向出席暑期談話會的各方人士表示擁護蔣介石領導全國抗戰。7月15日，周恩來向蔣介石麵交《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提出了共赴國難的三項奮鬥目標：“（一）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首先須切實地迅速地準備與發動民族革命抗戰，以收複失地和恢複領土主權之完整。（二）實現民權政治，召開國民大會，以製定憲法與規定救國方針。（三）實現中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的生活。首先須切實救濟災荒，安定民生，發展國防經濟，解除人民痛苦，與改善人民生活。”中共中央“為著取消敵人的陰謀之借口，為著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者之誤會”，特向全國鄭重宣布：“（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責。”但是，蔣介石認為這個《宣言》須待中日全麵開戰後再發表。7月17日蔣與周恩來的談判中，承認中國共產黨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合法地位，惟仍堅持紅軍改編為三個師後要設政訓處，直屬行營，參謀長要由南京派任。他還不允許周恩來等中共人士出席廬山談話會，不準共產黨公開進行合法活動，遂使談判陷於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