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冠球辦鄉鎮企業
1969年，魯冠球在蕭山縣辦了個寧圍公社農機修理廠，同時為城裏的汽車廠生產零部件，為農民生產鐮刀、鋤頭。
在那樣的年代搞企業，最難的有兩件事。一是什麼東西都缺，資源極度匱乏。電焊條、鋸條、鑽頭都很難買到，原材料也非常難找。鋼材有的是到走街串巷收廢品的貨郎擔家裏去買，有的是經縣裏批準，到廢品收購站批發幾百斤廢鋼，他們將這叫做“廢鐵堆裏選寶貝”。煤要到杭州貨車站附近去撿從車上灑下來的煤塊、煤渣，叫“挑二煤”。但正因為是短缺經濟，隻要生產出來了，什麼東西都有人要，不是質量好與差的問題，是有和沒有的問題。
第二件難事是鄉鎮企業要到處求人，而月受人歧視。那時候，鄉鎮企業叫五毒俱全，被說成搞資本主義，是不正之風的風源。有的人瞧不起，有的人怕，不敢和這類企業接觸。這樣很不好辦事。想進政府的門，進不去。想到北京辦事，買機票要開省級證明。坐火車想買臥鋪票，根本不可能。有一次，魯冠球帶20多個人到蘭州參加汽車零件交易會。路上因為座位和另一幫人爭執起來。乘警來了，把他叫了去。上來就問他是不是黨員。他說不是。乘警說，不是黨員，就是壞人。魯冠球一直被扣到蘭州。
霍英東看裸女壁畫
1979年1月，56歲的香港商人霍英東開始與廣東省政府接觸，他提議要在廣州蓋一家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他投資1350萬美元，由白天鵝賓館向銀行貸款3631萬美元，合作期為15年。這是建國後第一家內地與香港合資的五星級酒店。後來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霍英東回憶說：“當時投資內地，就怕政策突變。那一年，首都機場出現了一幅體現少數民族節慶場麵的壁畫《潑水節——生命讚歌》，其中個少女是裸體的，這在內地引起了很大一場爭論。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較踏實。”
天下有兩大“難事”，一是搞計劃生育，二是推銷國庫券
從1981年開始發行國庫券，在相當長一段時期裏，由於缺乏流通性，所以很不受歡迎。國務院為此專門組建了國庫券推銷委員會，由財政部牽頭，國務院秘書長出任主任，人民銀行、國家計委、中宣部、軍委總後勤部、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和全國婦聯等一起參與，陣容空前強大。即便這樣，推銷國庫券還是每年的頭痛事——對那時的基層官員來說，天下有兩大“難事”，一是搞計劃生育，二是推銷國庫券。不少地方政府以黨性為號召，要求所有黨員和公務員必須購買，有的政府和企業索性在工資中強行攤派發放。到後來，很自然地出現了國庫券地下交易，一些人以五折六折的低價收購國庫券，還有的企業用國庫券變相降價，來推銷積壓產品。由於各地的收購價格不同，便形成了一個有利可圖的“黑市”。這些行為雖屬違法，但卻日漸蔓延，已成無法遏製之勢。到1988年3月，財政部被迫作出《開放國庫券轉讓市場試點實施方案》，允許國庫券上市流通交易。4月，上海、深圳、武漢等七城市率先試點開放，6月又開放了54個城市。
管金生是第一個從國庫券流通中嗅出商機的機構券商。當時，全國銀行並無聯網，所以各地的國庫券價格相差很大，萬國證券隻有10多個人，管金生傾巢而出，跑遍了全國250個大中小城市和偏遠鄉村，到處收購國庫券。有一次，他親自到福州去采購，一出手就吃進200萬元的國庫券，這些從無數散戶手中收來的券額都是5元、10元的，足足塞滿了幾個大麻袋，他租了一輛汽車直送上海，裝不下的再用兩個大旅行袋，一手拎一個坐飛機回去。在機場安檢入口，他好說歹說硬是沒有讓安檢人員打開旅行袋檢查，到上海的時候，袋子的底部已經撐破了，他連拉帶抱地總算出了機場。到1989年，萬國的營業額做到了3億元，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證券公司，其中絕大部分的業務來自國庫券的倒賣套利。
“楊百萬”倒賣國庫券
1988年4月，上海鐵合金廠的倉庫管理員楊懷定一氣之下辭職了。春節前後，廠裏倉庫丟了一噸多銅材，因為楊懷定的妻子承包的電線廠所用原料是銅材，所以他成了重點懷疑對象。很快案子破了，跟楊懷定沒有關係，不過，受了一肚子氣的他卻決定不幹了。楊懷定訂了26份報紙，那時還沒有互聯網，所有的信息都悄悄地藏在一行行枯燥的官樣文字裏。他在報紙上看到，從4月開始，中央相繼開放了七個城市的國庫券轉讓業務。他的眼皮狠狠地跳了一下。第二天，他就湊了10萬元直奔安徽合肥。他的算盤是，當時各地的國庫券價格都不同，隻要有價差就能賺到錢。果然，他在合肥銀行的門口吃進10萬元國庫券，然後倒給上海的銀行，前後三天獲利2000元。楊懷定收進的國庫券上有合肥銀行的標誌封條，他怕上海銀行看破其中的訣竅，進行銀行間互相調劑，便很有心機地撕掉封條，把編號弄亂，讓遲鈍的銀行摸不到他賺錢的法門。
在隨後的一個月裏，楊懷定日夜兼程，把上海之外的其他六個開放城市跑了一個遍，當時上海銀行國庫券日成交額約70萬元，他一人就占去1/7。就這樣，一條匆匆出台的中央政策成全了一個倉庫管理員的致富夢。楊懷定是中國第一個靠資本市場發財的普通人，他後來以“楊百萬”聞名早年的中國股市。
兩隻“國庫券鼴鼠”
早在1988年的秋天，楊懷定就已經結識了年長三歲的管金生，對國庫券異地套利的共同嗅覺讓他們成為上海灘上的“親密知己”。他在2002年寫的自述《做個百萬富翁》中，講到過當年的一個細節：
1989年元旦剛過，管金生告訴楊懷定，他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管處串門，看到處長張寧桌子上壓著一份文件，內容是1988年國庫券準備在不久後上市。這就意味著，隻要誰以黑市價75元買進，一上市可能就是100元，暴利25元，這是個發大財的機會。於是，楊百萬以萬國證券的授權代表的身份，拿了一台萬國的點鈔機，在海寧路1028號自己的辦公室內大張旗鼓地收購，短短時間內竟買走了上海市麵上一半1988年國庫券。管、楊的狂收行動引起了金管處的注意，張寧在某日趕到萬國突擊檢查，管金生想出了個絕招，把所有的國庫券從地下室的金庫轉移到自己的辦公室裏，從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張寧來檢查，一無所獲而歸，萬國證券躲過一劫。數月後，1988年國庫券上市，價格為104元，作為當時國內最大的兩隻“國庫券鼴鼠”，管金生的萬國證券和楊懷定完成了驚險而豐厚的原始積累。
大邱莊“莊主”禹作敏
禹作敏是天津大邱莊的致富帶頭人。大邱莊從一個“磚頭砸死人不償命”（因為全村窮得找不出一塊磚來）的窮村到擁有52。87億元資產的“中國第一村”，的確是時任村黨支部書記的禹作敏領著大家幹出來的。他成功以後，派頭大得難以想象。地縣一級的組織，根本不放在眼裏。他用封建帝王的那一套來統治大邱莊，在大邱莊他的話就是聖旨，絕對說一不二。大邱莊的百姓，雖然很感激他，但卻像敬神靈一樣敬他，也像怕魔鬼一樣怕他。禹作敏儼然是一個割據一方的諸侯。
一次，他去北京友誼商店，看到一張紅木雕花的寫字台，他好奇地用手去摸摸，問問價錢，卻遭到女服務員的白眼：“兩萬呢！買得起嗎？”禹作敏當即讓人掏出兩萬把它買下來。結果一直扔在他家的地下室裏。
又一次，去天津開會，他坐著奔馳560，當時滿天津一共就兩輛奔馳560，一輛是當時的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瑞環的，另一輛就是禹作敏的。可是，警察把他的“大奔”往一邊兒趕，讓其他檔次低得多的官員們的車輛先行。
為了出這口氣，一次外交部組織各國外交使團到大邱莊參觀時，禹作敏玩了個絕的，他把這個從天津開來的車隊全部截在了村外，一律換上大邱莊的車，從奔馳到皇冠，幾十輛豪華車排出半裏地。
“禹莊主”最後發展到公然對抗國家司法機構，落得鋃鐺入獄。
入獄當天晚上，他問犯人組長，夜裏能吸煙嗎？組長說，不可以。犯人組長提醒他說，該睡覺了。“怎麼？睡覺還管？”他沒好氣地說。“是，這裏晚上睡覺有規定的時間。”犯人組長回了他一句。“唉——”他歎了口氣。躺下不再說話。
“我從來不做任何不透明的事情”
柳傳誌曾經在合法與非法的邊界上小心耕耘，同時將自己的行為如實稟報上級，表明自己完全是為了公司的發展。1987年，聯想花了25570元購買10台彩電、2台冰箱和10瓶茅台酒，作為禮物送給客戶，而這些客戶裏有不少正是政府機關。當公司遭到審查的時候，當時的計算所所長曾茂朝當即表明自己事先知情。“他們的物品領送手續齊全，”所長在一份證言中寫道，“個人不存在問題。”而彼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則更直截了當地為他辯護：“他這樣做是被逼出來的。”柳傳誌的經驗是：“我從來不做任何不透明的事情。”
寧與外人，不與家人
2001年7月，三水市政府為健力寶召開了轉製工作聯席會議，市委、市政府領導全數到齊，每個與會的官員被要求依次當場表態，結果，90%的人主張賣掉健力寶，並且不能賣給李經緯團隊。
其後半年，政府四處尋找投資商直沒有著落。2002年1月9日，與健力寶團隊再次開會對話。李經緯問市長，“為什麼完全拋開健力寶創業團隊，一意要將健力寶對外出售？為什麼不讓我們買回來？”市長當即表態，“要買可以，我給你們一個星期的時間。”
就在這個星期中，股市炒家張海突然闖入。1月14日，正在四處籌措資金的李經緯突然被緊急召到市政府，市長告知他，“這事已經定了，我們現在決定把健力寶賣給浙江國投。”第二天，三水市政府宣布向浙江國投轉讓健力寶75%的股份，作價3。38億元。在儀式上，功敗垂成的李經緯如一匹被棄的老戰駒，默默地坐在會場的一角，一臉難掩的落寞神情。第二天，他“含淚仰天，不發一語”的照片被刊登在國內所有的新聞網站和財經媒體上。9天後，他在家中突發腦溢血，此後一直孤單而屈辱地躺在病榻之上。
“傻子”年廣久
42歲的年廣久在當地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是個文盲，7歲開始在街巷撿煙頭掙錢，9歲做學徒經商，十幾歲接過父親的水果攤開始持家，1963年他因“投機倒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出獄後為了維持生活，年廣久炒起了瓜子。他不知從哪裏偷學了一門手藝，炒出來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滿口，慢慢地出了名。這一年，他要給自己的瓜子起一個名字，想來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親被街坊稱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於是索性叫“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掛出，沒想到因為其特別，竟引來一片叫好聲，他的生意越來越興旺，一天的瓜子可以賣出兩三千斤，他便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這些人一個個多起來，到秋天，別人幫他一點數，居然有了12個，這下子捅出一個大婁子了。
年廣久生意好，本來就讓四周的人眼紅，現在他請的雇工居然有了12個，有人馬上聯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做出的那個著名論斷：“雇工到了8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於是，“安徽出了一個叫年廣久的資本家”、“年廣久是剝削分子”的流言頓時傳遍安徽。這場爭論好像沒有在當時的公開報紙上出現過，但是，在政府官員中卻流傳甚廣。“安徽有個年廣久，炒瓜子雇傭了12個人，算不算剝削？”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題流傳在全國各地，爭論、辯護、討伐，一場帶有濃烈的意識形態特征的大辯論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