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讀書，我欣賞晚明文人張潮《幽夢影》中的說法：“有工夫讀書，謂之福。有力量濟人，謂之福。有學問著述，謂之福。”在校學生一般感覺不到這一點，還埋怨老師布置那麼多“必讀書”，實在“不人道”；走出校門後，為謀生終日忙碌，那時你才意識到，有時間、有精力、有心境“自由自在”地讀書，確實是很幸福的事。
本想說“人生得意須讀書”，怕同學們誤解，說我好了傷疤忘了疼，故意隱瞞青燈苦讀的辛酸，也不談考試前夜不能看足球賽的痛苦，更不關心“掉粉”或“出局”的尷尬。好吧，那就換一個角度，探討讀書的感覺，到底是美好、痛苦、嚴肅、快樂，還是酸甜苦辣鹹五味雜陳？讀書很快樂，但讀書也很艱難，凡隻說一麵的，都是騙人。正因為讀書“苦樂相生”，既有挑戰性，又不是高不可攀——不像造航天飛機或飛往火星那麼難，普通人隻要願意，都能實現，因此，我才說讀書“真好玩”。
自古艱難“勸學文”
八年前我講“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稱古今中外的“勸學文”大都不可信。不是說別人不行我行，我的也不行。問題在於，明知“勸學”效果很有限，為何還有那麼多往聖先賢樂此不疲？
勸人讀書，拿“黃金屋”“顏如玉”來引誘，這很俗氣，可又很實在，也很有效。“文革”期間，我在粵東山區當民辦教師，農村的孩子不愛讀書，經常輟學，因而得去家訪。家長是這樣教訓孩子的：你要好好讀書。讀好書，將來就像你老師這樣，不用下田幹活。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重回山村，早年的同事告訴我，現在的家長改口了：你要好好讀書。要不，就得像你老師這樣，走不出山村。那些教育自家孩子“好好讀書”的家長，不見得知道《勸學詩》，可思路是一樣的。
問題來了，有人讀書多，很成功；有人讀書少，也很成功；有人基本不讀書，同樣賺大錢，甚至還當了皇帝。當老師的，你怎麼給學生解釋：當下中國不少“成功人士”學曆很低，手下卻有無數博士、教授、院士圍著他團團轉。那些“頭懸梁錐刺股”者，始終“懷才不遇”，或連“才”都沒得“懷”，難怪一想起來就很窩火。其實，古今傳誦的各種讀書名言，因其針對特定時代的特定人群（學者、文人、權相、帝王），即便有一定道理，也不可全信。“開卷有益”作為各種讀書節的口號，需要仔細推敲——為什麼開卷、開什麼卷、如何開卷，以及開卷的效果怎樣？談讀書，我更願意先問這“讀書郎”的年齡、職業、心境、目標等，然後才“給個說法”。比如，王國維的“三境界說”，就隻適合於專家學者，拿到廣場上去對著大眾宣講，什麼“獨上高樓”，還有“燈火闌珊”，聽不懂。
有些道理，不是每個人都能領悟的。說絕對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讀書體會，很少能“版權轉讓”。若“眾所周知”，不用你來嘮叨；若“獨得之秘”，那我聽了也沒有用。
在當代中國，還有一個很棘手的問題：讀好書，不見得就會有好出路。麵對此新時代的“讀書無用論”，當老師的你不能不回應。我多次批評實行了十多年的“大學擴招”。真正讓人感到棘手的，還不是教授們耿耿於懷的“教學質量下降”，而是大學生就業日漸艱難，而這將影響整個國家的“安定團結”。
現在情況如何？據《中國統計年鑒2012》，1978年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數是85.6萬，二十年後的1998年，增長到340.9萬。第二年開始擴招，十年後的2008年，變成了2021.0萬。截止到2012年底，普通高校在校學生數為2536.5647萬人。我們隻說更多人上大學是好事，可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痛苦，並沒有被真正關注。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不可能保證所有大學生就業——除非回到計劃經濟時代；但如果一個社會存在著大量無法就業的大學畢業生，這個社會是很不穩定的，或者說是很危險的。
“勸學文”之所以難寫，因為大道理誰都懂，難處在細節——而那精微之處，確實是“紙上得來終覺淺”。因此，連帶今天晚上的演講，隻能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專業化”與“業餘性”
晚清西學東漸以後，我們整個教育製度變了，世人對於“學問”的想象，也跟以前大不一樣。過去說，讀書人應博學深思，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現在呢，專業化成為主流。而與此相聯係的，便是國人對於“高學曆”的盲目崇拜。過去找工作，大學畢業就行了，現在水漲船高，非碩士、博士、博士後不可，這種選人的眼光是有點勢利，但並非毫無道理。因為，當今世界，“專業化”乃大趨勢。
德國著名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1919年在德國的慕尼黑大學為青年學生作題為《以學術為業》的講演，此演講影響了好幾代學者，至今仍被強烈關注。演講中，韋伯有這麼一段話：“學術已達到了空前專業化的階段，而且這種局麵會一直繼續下去。無論就表麵還是本質而言，個人隻有通過最徹底的專業化，才有可能具備信心在知識領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隻有嚴格的專業化能使學者在某一時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時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項真正能夠傳之久遠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確而有價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項專業成就”。
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韋伯的斷言依然有效。直到今天，“空前專業化”仍是學術界的主流思想。當然，這種“專業化”強調到了極端，會有很大的弊病。尤其對於人文學者來說，可能限製其學術視野，也可能影響其綜合判斷，更可能消解其本該承擔的社會關懷。因而，必須引入薩依德的說法。
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Said，1935—2003）在《知識分子論》一書中稱，“挑戰著知識分子的誠信和意誌的四種壓力”中，第一個就是“專業化”：“今天在教育體係中爬得愈高，愈受限於相當狹隘的知識領域。”作者希望“用我所謂的業餘性（amateurism）來對抗”這一壓力，也就是說，“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隻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煞的興趣”而從事學術研究。
關於學者如何超越具體專業的限製，中國人有個絕妙的說法，叫“博雅”，與“專精”相對應。不同於“文人”，不同於“專家”，也並非汗漫無所歸依，而是“有專業但不為專業所限”。如果你受過高等教育，那麼，不管是今天在校念書，還是畢業後走上工作崗位，最大的困境，很可能便是如何在“專業化”與“業餘性”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
麵對這個困境，有三種選擇：第一種，“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專業書”，直奔院士或諾貝爾獎而去；第二種，自由閱讀，不求聞達，追求生活的舒坦與適意，無意或無力成為專業人士；第三種，既想成為傑出的專家，又希望保留閱讀的樂趣。這第三條道路最艱難，也最值得期許。在“專業化”與“業餘性”之間徘徊，那是一輩子的事情；至於在學期間，可以有輕重緩急，但我不主張過早地舍棄某些“題中應有之義”。
當老師的，說話必須負責任，切忌“語不驚人死不休”。比如，你到中學演講，學生問你，要不要完成老師布置的作業，好不好偏科發展，還有，我不喜歡數學，能不能翹課？你怎麼回答？如果告訴他：沒關係的，錢鍾書當年考清華，作文滿分，數學也才得了15分；或者說，上不上大學其實無所謂，比爾·蓋茨不也中途退學了嘛！這樣的回答，學生肯定很高興；但我說不出口，因為這會害了他。教書多年，深知可以給大學生講的，不見得適合給中小學生講；甚至給博士生指的路，也不一定適合於本科生。我的觀察是，到了大學三年級，心智基本成熟，可以深入地探討做人以及讀書的困境，還有突圍的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