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不意間，樹葉又見飄落。
在這澄清的初冬時節，那一樹樹燦爛得如黃金的銀杏樹葉，靜靜地綻開在縷縷陽光之中；曆經夏秋風雨的磨煉，而煥發出生命中亮麗的光澤。也很奇怪，這個時節北方樹上的枯葉早已被呼嘯而過的北風一掃而光，偶爾殘留的一兩片葉子也在瑟瑟寒風中顫抖。而在這西南一隅，枯了的樹葉卻一直靜靜地待在枝丫上，守候著春天的到來；也隻有春天來到了，才紛紛揚揚，如雪花般，從空中撒落下來。更奇怪的，東一宿舍樓前的一株老樹，每年都是在深秋時節綻出新芽，滿樹的翠綠，直映得你不由得揉揉眼睛，滿臉疑惑：“是不是搞錯了季節？”
大自然默默無語，卻在時時昭示著未來。印度一位哲人泰戈爾不就說過：“生如春花之燦爛，死如秋葉之靜穆。”而生與死，落葉與新綠卻這樣組合到一起，這難道不是一個生命的奇跡？！
兩年前的一個初秋，我一個人背著行囊，在南方柔和陽光的撫慰下，走進了這座城市，這個校園。大約一個月後，即十月份的一天，也是在初秋溫暖的陽光下，我隨著羅老師在體育館前散步。突然，羅老師抬起頭發問：“你研究駢文怎樣？”我一時愕然，或許是我驚愕的神情，羅老師又微笑著補了一句：“先不急，回去再好好想想。”沒什麼前思後想，題目就這麼定了，簡單得有時連我自己也感到納悶。羅老師是一位非常和藹、平易的人，對論文也沒有過多的要求，先自由吧。或許正是這樣，才更激發起我的無畏：怕啥，題目雖然大些，但作為基礎的搭建，不是一個很好的促進嗎？
然而，事實遠不是想象的那麼簡單：真正去腳踏實地地搜集、整理資料，才漸次發覺這真的不啻於一座大山；而我，隻是山下的一隻螞蟻。僅從一點說，假如從建安元年（196）算起，到隋文帝開皇九年（589）滅陳，也近四百年的曆史，隻看基礎資料，也需假以時日；更別說挖出一點新意了——要搬大山，談何容易！沒辦法，隻能走下去；現在的選題確實不容易，六朝更是如此。走幾步算幾步吧，我這樣安慰自己：好歹我還能走幾步吧？
接下來的日子極其平常、單調，也無風雨也無晴；教室、圖書館、宿舍就構成了我學習生活的主色調。所幸的是，羅老師每學期總會選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帶我們一起到市郊玩耍，喝茶論道；也由此增添了生活的色彩。我現在都還記得，前些日子，在十月丹桂飄香的季節，羅老師特意帶我們去桂湖，在一個清幽、四周流溢著丹桂濃濃香氣的天井院內，與導師一起品茶，談學習，論感觸。這又是何等的愜意、神往。我時常自問：夜以繼日、廢寢忘食，我沒能做到；但沒偷懶卻是真的。我曾對家人說：“對我來說，無所謂星期天，星期天就是星期一。”不料家人卻反問：“那要是你把星期一都變成了星期天，不就天天在玩了？”我又愕然。
是的，日子與日子並沒有什麼區別；有別的，是人。
四川大學是一所古樸、厚重的學校，翠綠中掩映著靜謐的典雅的教室，永遠是翠綠映人。也就在這一間間全國各地區別不大的教室（或報告廳），我有幸聽了一些老師的課，特別是羅老師，又進一步充實、拓寬了我的根底，開設了《墓誌銘研究》、《敦煌文獻研究》等，即關注最新的學術進展——地下出土文物。曹順慶先生的《中國古代文化元典》、項楚先生的《廬山遠公話校讀》、沈伯峻先生的《明清小說研究》，以及周裕楷老師的《文學闡釋學》、《石門文字禪》等，都讓我感到知識的厚重、博大；潤物無聲、潛移默化，也就是他們，引導著我前行的方向。當然，重要的是一種學術氛圍、一種求知的欲望，“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正是這些，讓我得以繼續跋涉、前行。這一時期波瀾壯闊、動蕩、多元的社會，也放散出無窮的魅力；研究的空白點也時時吸引著我：以一家利益為轉移的士族，繁興、封閉的莊園經濟，戰爭、災難下的民眾，悲天憫人、普度眾生的佛教，證仙成真、仙風飄飄的道教，以及建立在整體文化氛圍中的文學，無不給我以極大的魅力——足以撫平、慰藉你不時泛上來的寂寞、冷清。魏晉六朝是一個戰亂頻仍、動蕩不已的時期；然而也正是這樣一個時期，思想界卻是異常的活躍，沒有一統的霸權話語；有的，隻是不止的論證、駁斥。這一方麵，某種程度上我們不得不佩服南朝的一些君主，誠然他們治理國家不怎麼，卻絕不會因學術、觀念不一而殺戮士人。即便是範縝“無神論”的思想強烈地動搖了梁武帝佞佛的思想根基，梁武帝也沒一怒之下，砍掉範縝的腦袋了事，而是親率一幫文人，展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辯論。魏晉南北朝的一些異彩，恐怕就在於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