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時間進入了紛繁、甚或喧囂的21世紀，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研究而言，凝視、打量，甚至盤點、反思這一時期的諸多研究，似乎很有必要，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畢竟這是一個標誌性的時代。不管你是否清醒地意識到或肯定過，20世紀業已過去；而過去的不僅僅是時間的流逝；上個世紀關涉這一時段文學研究的視野、角度和方法，仍需要進一步論辨、反思、質疑或肯定。從清儒到近代、現代，甚至當代，古代文學研究明顯地走向了一條越發寬廣的道路，也累積了一些足以讓我們分析、借鑒和思索的古代文學研究的視野、角度和方法；特別在史學領域，新的觀念日益衝蝕、顛覆傳統的史學而走向現代、當代。文史自古一家，史學領域的更易、革新又足以給文學史的研究帶來特有的衝擊；或者說，從借鑒的角度，能構成文學研究變更、增長的一個基點。不可否認，20世紀以來文學視野、觀念的變更正是發端於史學的研究，“六經皆史”，“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等，都正是標準的史學畛域。因此，凝視、打量之餘，如何在新的視野、角度和方法上，讓有效的視野、方法浮出地表，以資所用，來進一步深化文學研究，無疑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有時，必要的回視昔日路徑，展望未來，能構成文學研究者前行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任何研究都有一些不言自明的前提與理據；對不同時期的文學研究，也必然要有所區別而不可一概而論。1930年，一代學人陳寅恪先生在《陳垣敦煌劫餘錄序》中稱：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
這話當然也適宜於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研究。隻不過，與先秦、唐宋元明清文學研究相比，這一時段的文學研究卻不免有自己獨特的前提和條件：
這一段文學史，不象某些領域一樣有什麼“珍密材料”和忽然冒出來的“重要文物”，所能見到的都是人所常見之書。
大凡研究中古文學史的學人都知道，這一領域已很難有孤本秘籍的發現，材料大致現成，前人也有種種既成說法，重要的是深入鑽研，從頭開掘，才會有所發明，有所創獲。
之所以多加例舉，意在說明這一時段新材料確實是比較少的；當然，也不是絕對的，隻是相對的說法。如《唐鈔文選集注》的著錄，最早見於日本森立之在孝明天皇安政三年（1856）所撰的《經籍訪古誌》卷六“總類”。進入20世紀初，日本學者如斯波六郎等，陸續開始對其研究。光、宣以後（1908），中國學者如羅振玉、董康等，也漸次接觸到這些珍本，羅氏甚至還不惜以變賣房屋的巨資影印，編成《唐寫文選集注殘本》而廣為流布。2000年，南京大學周勳初又廣加搜羅、編成《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一書出版，更為研究提供了一個堅實的文獻基礎，也能極大地推動“《文選》學”的相關研究。但基礎史料的搜集還未完畢，2011年又略有補充。世人所熟知的1996年7月到11月長沙走馬樓施工時發現的高達十萬枚以上的三國吳簡，無疑能極大地推動三國吳史的研究；然而，另一個問題是，這些內容——主要是長沙郡一地的戶籍、名刺、請安、問候等，要直接用於文學研究，卻不免勉為其難；畢竟，這些內容與文學懸隔了一段不近的距離。當然，敦煌文獻中保留有一些文學作品，比如饒宗頤先生就曾“網羅世界各地收藏《昭明文選》古寫本之殘縑零簡”（《敦煌吐魯番本文選·序》）而編成《敦煌吐魯番本文選》；然其係統性、完整性卻頗為欠缺，零散、殘破、漫漶的記載似乎很難構成對這一時段文學研究的有力衝擊（當然敦煌文獻對《昭明文選》研究的推動卻委實不可忽略）。從這個意義上說，陳先生所指涉的“新材料”對這一時段的文學研究的作用，無疑受到了很大的削弱。當然，這一時段文獻自身的傳承也有不可忽視的原因：一，當東晉末年桓玄發布以紙質代替簡帛時，紙質文獻的普遍流行無疑極大地推進了當時知識、學術的發展，這從此後（即宋齊梁時期）私人藏書的數量可窺一斑。經過永嘉大亂，幾乎散佚殆盡的東晉，元帝時的書目總數才三千餘卷。之後，經過東晉、宋一百六十年的發展，才慢慢有了些藏書。但史籍可考的也僅是寥寥數家，如謝弘微分家產時，“唯受書數千卷”，褚彥回“唯取書數千卷”，沈亮得“賜書二千卷”就是說藏書達數千卷的就已進人了史臣載人的視野。這三人都是當日的高門士族，謝弘微是當日一流高門陳郡謝氏，褚彥回出自陽翟褚氏，其父褚湛之尚劉裕七女始安哀公主，沈亮則是南地土著吳興沈氏。這一情形到了南齊就有了長足的進展，已出現了藏書萬卷的人，如崔慰祖、陸澄。盡管南齊末年，蕭衍舉兵向闕時兵火延及秘閣，但對藏書並無特大影響，而且隨著梁朝近五十年的承平，藏書量急劇增多，幾千卷已不稀罕，萬卷以上的所在多有。這些都說明了隨著紙張的普遍應用而帶來知識的倍增。但也毫無疑問，受紙質文獻留存年代的限製——這些文獻實在不易或不能穿越漫長的時光而走出地麵，走到現代。再者，這一時期的文化中心建康，因原野卑濕，無疑又加劇、惡化了這一問題。這一時段地下文物出土之少，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二，禁碑的存在。據《宋書》卷十五《禮誌》載：“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此則碑禁尚嚴也。……晉武帝鹹寧四年，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鬆之又議禁斷，於是至今。”基本上都是因要減殺厚葬之風，同時也憎惡碑銘記載的失實而令行禁止；因此，其間雖有反複，但基本上是一直禁斷。這一時期出土的墓誌碑銘較少，也直接證實了這一點。三，曆經侯景之亂、江陵焚書，江南的國家藏書幾乎蕩然無存。這是客觀的限製，今人已無如其何。這樣，陳先生所說的“新材料”對這一時段的研究就不免有了虛置的意味。然而，追溯下去，這還有一個不得不麵對的現實：
對這一段文學的研究，在學術壇裏是比較寂寞的，遠遠比不上唐詩研究或者《紅樓夢》研究那麼顯赫。
中古文學的研究，在整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確是較為冷寂的。
請注意“寂寞”、“冷寂”的字眼。“自然難以形成熱門或熱點”，傅先生客氣的話語中，仍透露出這一時段文學研究無可置疑的冷寂，話語之中甚至不免雜有一絲苦澀。1998年，劉躍進先生曾對《文學遺產》的稿件進行精確卻不無模糊的表述：
從近年來稿情況看，上古、中古文學研究稿件，平均每年在一百篇到一百五十篇左右。其中，多數是中古文學研究論文，通常占三分之二。
劉先生話語似乎還隱含了一個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其他時段文學研究的來稿，則遠高於這個數字；不過，不管怎樣，數據的客觀無疑彰顯了這一時段學者研究的一個難堪境地。這是因為，一時代文學研究的問題和困境固然很多；但這種現實卻無疑有一個重要，且不可忽視的問題：那就是，這一時段的文學研究，如何擺脫這種難堪的境地，走出低穀，或浮出水麵？這中間，背景的凸顯和浮出，就不失為一種較有效的視野、角度和方法。先看上個世紀早期發表的三篇文章：
1917年2月，王國維發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1927年魯迅在廣州演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1934年，陳寅恪發表《四聲三問》（原刊《清華學報》第九卷第二期）。
這三篇文章，雖不足以代表那一時代學術研究的視野、角度和方法，但至少能提供一些思考。1909年，日本人白鳥庫吉在《東洋時報》第131號上發表了《中國古代傳說之研究》一文。白鳥說，堯舜禹是儒家的傳說，表現了上層的思想。白鳥的目的很清楚，是“瓦解中國古史在亞洲的地位，解除古代中國對日本文化的籠罩”。正是在這一時期，“古史辨”派開展得如火如荼，顧頡剛與胡適等人，以“層層累積”的“箭垛式”的思想，清除了附著、包裹在古史上的種種傳說。因為“疑古”，古人有意無意地裹襲、塗抹的色彩幾乎被一掃而光。王國維《先公先王考》的意義就在於，它在清掃光了的紙上重新塗上了被人為割斷了的古史脈絡。王氏以甲骨卜辭充分地證實了《世本》、《史記》所載的上古殷商世係的正確性——這自然也給了白鳥類的人以有力的反擊，有了民族家國上的意義。
實際上，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學術的視野、角度和方法開始跨進了現代。清儒的思想是使用十三經、二十四史、《資治通鑒》、諸種文集等傳世的精英思想的文獻，來審定、考據、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思想；但是，西方思想的湧入，甲骨文、敦煌遺書、漢簡以及清宮大內檔案的次第出現，卻迫使學術研究在不得不接受這些新材料的同時而建立起新的視野、角度和方法。得風氣之先，王國維先生提出“二重證據法”，陳寅恪先生提出“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藉互相補正”，就不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而是衝擊下一個必然的結果；史料的擴展、延伸必然會帶來方法的更新和視野的拓寬。陳寅恪先生的《四聲三問》就充分彰顯了他的學術主張。《四聲三問》中，陳氏所用的資料，雖仍不脫傳統經典文獻的範圍；其思路卻無疑是嶄新的，即異域文化對中國本土文化的滲透和影響。陳氏證明了“四聲”即聲律與佛教“轉讀”等實有密切的關係。這是因為“佛教東漸”正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完成了在中國紮根、變異的過程；士人的接受，也正帶來了新的思想，以及新的文學體裁和表現內容。陳氏對異域文明文獻比較熟悉，又有深入的研究——這無疑投射到了他的曆史研究領域。陳氏深刻地洞見了這一時代的重大變遷，並以具體的研究做出了回應。魯迅的洞見則在於他以簡明、深刻的剖析，揭示了現象背後的真實原因，清晰地展示了那個遙遠時代士人的精神風貌和生活。當然，這也有一個不得不提的問題，即魯迅此文中所概括的四個特點“清峻”、“通脫”、“騁辭”、“華靡”，實際上是源自劉師培先生在《中古文學史·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中所推舉的內容；一時間魯迅顯赫的聲勢也似乎遮蔽了劉氏不凡的洞見。這是三篇內容不一的文章，但都有一個共同點：都著力凸顯、係聯上了因時光漫湮、史籍散佚而帶來的解讀斷裂，清晰了含混、模糊的存在背景。這樣，散漫、零碎的知識，正因了背景有力的支撐而明晰、係統，有了解讀的可能。這正是凸顯背景的意義和價值所在。這樣，背景的找尋、勾勒，就在斷裂、零散的資料和價值判斷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
50年代，魯迅未竟的研究為王瑤先生所繼承。在勾勒、闡述這一時期宏闊的思想、信仰等背景時，王氏又添進了魯迅所未涉及的內容，如《隸事·聲律·宮體——論齊梁詩》、《論希企隱逸之風》、《擬古與作偽》等文，從而使得那一時段的社會生活、思想和信仰得到了比較全麵、廣泛的展示。這樣，魏晉六朝這一時段的整體生態環境、氛圍，因了這些文章的存在，就比較清晰地浮現出來；以此為發端，也構建了一個後人可資前行穩固、可靠的根基。具有曆史意義的是，劉師培、魯迅二人都是在時代思潮的鼓蕩下，表現出特有的視野、角度和方法。劉氏受益於深博的家學，實際上帶有總結清儒研究視野和方法的意蘊。劉氏在傳統的諸子學、經學、理學、考據學之外，又將地理、小學等納入文學的視野。劉氏的《中古文學史》之所以受人喜愛，曆傳不衰，就不得不歸功於他對曆史變遷本來態勢的尊重，即對曆史文本的尊重；魯迅讚譽的著眼點，也實在於此。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文學背景的凸顯，劉氏曾概括：
今之研治漢魏六朝文學者，或尋源以竟流，或沿流而溯源，上下貫通，乃克參透一家之真相。
《中古文學史》撰成於1917年，劉氏始任北京大學教授，得風氣之先而有了總結的意味。但劉氏的視野未免有所不足，至少，1902年梁啟超先生的《新史學》已在倡導要擺脫帝王為中心的政治史——即已開始有意擺落精英、經典的曆史，而遙指向一般與邊緣。如果把劉氏的《搜集文章誌材料方法》跟梁氏《中國曆史研究法》第四章《說史料》作一比較，就發現梁氏又涉及：一、金石及其銘文，二、外國人的著述。這兩點劉氏隻字未提，就未免是一個大的遺憾；因為在那個時節，至少敦煌卷子已麵世十多年，羅振玉、王國維等正研究得如火如荼，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也正發表在這一年。按照梁氏的思路來審視這一時段的文學，無疑能發現一些新的東西。
當然，按照後現代史學的觀點，曆史中因為摻進了價值、思想和情感，而成了文學性敘述的“文本”；由此中間有了種種虛構、敘述、遮蔽和掩蓋。但是，那個真實的曆史存在卻無疑會始終限製著曆史的書寫。就是說，曆史盡管是“敘述”出來的，有書寫者的價值、思想和情感，但毫無疑問，也在反映著那個真實存在的曆史——隻不過，程度深淺不同罷了。也因此，即便我們不能真實再現曆史，但卻可向這個目標漸次靠近，絕非是一無作為。在這個意義上，背景的凸顯不僅是有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它能夠讓我們係聯上因時光沉湮、史籍散佚而帶來解讀的斷裂，讓我們看到那個時代的價值、思想和情感。畢竟，零散的、被遮蔽，甚至雜亂的史料要梳理，就不得不去借助於背景去想象，去填補，去推測這中間缺失的環節；否則，零散、雜亂的史料就成了拆碎的七寶樓台，僅僅是一些斷片而已。這當然有些勉為其難；但卻不妨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一種策略。那麼，曆史的背景如何凸顯呢？
古今論陶淵明的文章數不勝數，但不可否認的是，立論的基點大抵都承襲梁昭明太子蕭統在《陶淵明集序》中“古今隱逸之宗”的觀點，即因“恥事二姓”而隱居，推為隱逸詩人。而對陶淵明的研究能靈光獨具，恐怕不得不推陳寅恪先生的《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與曹道衡先生的《略論晉宋之際的江州文人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