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伏爾泰正與父親的一個主顧蘇裏公爵一起吃飯，有人來報，外麵有人要找他談談。他到了門口，就被羅漢爵士的侍從們擊倒在地，狠揍了一頓。第二天，這件事傳遍了全城。伏爾泰在氣色最好的時候也活像漫畫上的醜陋的小猴子。他眼圈烏黑，頭上纏滿了繃帶，成了人們評論的再好不過的話題。隻有采取強烈措施才能挽救他的聲譽不毀在滑稽小報的手裏。肚子裏剛吃的生牛排一發生作用，德·伏爾泰先生就把他的決鬥的見證人送到德·羅漢爵士那裏，然後開始進行強化擊劍訓練，準備進行一場殊死的決鬥。
哎呀，等到那場偉大的決鬥來臨的那天早晨，伏爾泰發現自己再次被送進監獄。無賴到家的羅漢爵士把這場決鬥交給警察去辦了。於是決鬥的作家被拘留起來，直到給了他一張去英國的車票，被打發向西北方向旅行，並且被告知，不許返回法國，除非陛下的憲兵邀請他回來。
伏爾泰在倫敦和倫敦附近住了整整四年。不列顛王國並不是個真正的天堂，但和法國相比，多少還有一點天國的樣子。
皇家斷頭台給這塊土地撒下了一道陰影。1649年1月30日是所有身居高位的人牢記的日子。發生在死去的查理國王身上的事可能（在略有改變的環境下）發生在任何膽敢把自己淩駕於法律之上的人身上。至於這個國家的宗教，當然正式的國教教堂要享受某種有利和舒適的待遇，但是喜歡在別的地方做禮拜的人也可以平平安安度日。與法國相比，教會官員對國家事務的直接影響幾乎是微不足道的。承認是無神論者的人和一些令人討厭的不信奉國教的人，偶爾可能到監獄裏走一走，不過對於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臣民來說，英國生活總的狀況幾乎是完美無缺的。
1729年，伏爾泰回到法國，雖然他獲準住在巴黎，但是他很少利用這種特權。他像是驚弓之鳥，願意從朋友們手裏接受一點白糖，但永遠處於十分警覺之中，稍微有一點危險的跡象就會逃之夭夭。他努力地工作，寫了大量作品，一點兒也不管時間和事實，自己選擇題目，從利馬到莫斯科，寫了一係列知識淵博、通俗易懂的曆史劇、悲劇和喜劇。因此當他40歲時，他已經是當時最成功的文學家了。
接著，另一段小插曲，使伏爾泰接觸到了另外一種不同的文明。
在遙遠的普魯士，善良的腓特烈國王在土裏土氣的宮廷裏被一幫鄉巴佬簇擁著，大聲地打著哈欠，想找幾個能使他開心的人做伴。他極其欽佩伏爾泰，多年來一直想把伏爾泰請到柏林來。但是對於1750年的法國人來說，這樣的移居等於遷到荒無人煙的西伯利亞，腓特烈一再提高金錢的誘惑，伏爾泰終於接受了邀請。
他來到柏林，爭吵也就開始了。那位普魯士國王和這位法國劇作家都是不可救藥的個人主義者，不可能在同一個屋頂下生活而互不討厭。經過兩年的極端不和之後，兩人為了一件無關緊要的事發生了劇烈的爭吵，普魯士國王就把伏爾泰趕回了他稱為“文明”的地方。
不過伏爾泰汲取了一個有益的教訓。也許他是對的，普魯士國王寫的法國詩歌是很糟糕的。但是國王陛下對宗教自由問題的態度是無可指責的，這是歐洲其他任何一位君主所無法比擬的。
差不多60歲的時候，伏爾泰回到了自己的故鄉，他沒有心情去接受嚴酷的判決，而法國的法庭正是靠這種判決來維護其秩序的，不允許有絲毫激烈的反抗詞句。上帝在創世的第六天賜予了他的最偉大的創造物以神聖的智慧火花，而人類卻不願意利用它，伏爾泰一生都對此極為憤怒。他痛恨各種形式、各種表現的愚蠢。他的大部分憤恨都針對那些“臭名昭著的敵人”，一直威脅要摧毀它。這個“臭名昭著的敵人”不是別的，正是那些隻要有吃有喝、有地方休息就拒絕思考的民眾的懶惰愚蠢。
從孩提時代，伏爾泰就感到自己被一部巨大的機器追逐著，這架機器似乎是通過一種完全沒有生氣的力量，把殘酷和固執聯係在了一起。摧毀或至少打翻這個怪物成了他晚年朝思暮想的一件事。而法國政府，平心而論，給這個世界提供了一大堆法律醜聞，幫了伏爾泰的大忙。
第一件法律醜聞發生在1761年。
在法國南部的圖盧茲城裏住著一個叫讓·卡拉的人，是個店主，新教徒。圖盧茲一直是個虔誠的城市，那兒的新教徒不許擔任公職，也不許當醫生、律師、書商或是助產士。天主教的家庭裏不準雇用新教徒仆人。每年的8月23日和24日，全城居民要用隆重的讚美和感恩儀式來慶祝聖巴托羅繆節大屠殺的光輝的周年紀念日。
盡管有許多不利，卡拉一輩子還是和左鄰右舍和睦相處。他的一個兒子改信了天主教，但是做父親的繼續同兒子保持良好關係，他還對人們說，就他自己來說，他的孩子們完全能自由選擇最喜愛的宗教。
但是卡拉家發生了一件不可外揚的家醜，那就是關於他的大兒子馬克·安東尼。馬克是個不幸的人，他想成為一名律師，但是這個職業的大門對新教徒是關閉的。他是虔誠的加爾文派教徒，拒絕改變自己的信仰。思想衝突使他患了憂鬱症，這種病看起來摧殘了這位年輕人的心靈，他開始向父母背誦哈姆雷特的著名獨白；他獨自長時間散步，並常常向朋友們談起自殺的好處。
這樣過了一段時間，一天晚上，家裏正在招待一個朋友，這個可憐的孩子溜進他父親的儲藏室，拿了一根打包用的繩子，在門柱上吊死了。
他父親幾小時以後發現了他，他的外衣和內衣都疊得整整齊齊地放在櫃台上。
家裏人絕望了。那時凡是自殺的人要臉朝下、赤身裸體地被拖著穿過城裏的街道，然後綁在門外的示眾架上，讓鳥把屍體吃掉。
卡拉一家是受人尊敬的，他們不願意去想這樣一件丟臉的事。他們站成一圈，討論應該做什麼、準備做什麼，直到一個鄰居聽到了嘈雜的聲音，報告了警察，這件醜聞就迅速傳開了。那條街上馬上擠滿了憤怒的人群，他們大聲叫嚷要處死老卡拉，“因為他為了不讓兒子成為天主教徒把他殺了”。
在一個小城鎮裏所有事情都是可能的，而在18世紀法國的外省，無聊就像一個黑色的棺材，沉重地壓在全體居民的身上，因而最無知離奇的奇談怪論也有人相信，它們能使人們如釋重負地鬆一口氣。
地方高級官員完全清楚在這種可疑的情況下他們的職責，於是他們立即逮捕了卡拉全家及其客人、仆人及最近去過或接近過卡拉家的所有人。他們把犯人押到市政廳，給他們戴上鐐銬，投入專門關押最危險的罪犯的地牢裏。第二天他們遭到了審查。他們所有人講的都一樣，馬克·安東尼如何神情同往日一樣地進了家門，如何離開了房間，他們如何認為他又是一個人去散步了，如此等等。
然而這一次圖盧茲城的教士們插手此事，在他們的“幫助”下，可怕的消息傳遍了朗格多克大地的遠遠近近，這個血腥的胡格諾派教徒殺害了自己的兒子，因為他要回歸真正的信仰。
熟悉現代刑事犯罪偵察方法的人們也許認為當局一定會當天調查謀殺現場。馬克·安東尼素以身強力壯而聞名，他28歲，他的父親63歲，他父親不經過任何搏鬥就把他掛到門柱上吊死的可能性實在很小。但是沒有一個市議員為這樣的細枝末節費費腦筋，他們在忙著處理受害者的屍體，因為自殺者馬克·安東尼現在受到了殉教者的待遇，屍體在市政廳停放了三個星期，然後由白衣懺悔教士們按最隆重的儀式埋葬了。他們出於一些神秘的原因把這個死去的加爾文派教徒作為自己組織的當然成員，把他的塗抹了防腐藥料的屍體隆重地送到大教堂，這通常是為大主教或當地最富有的施主采用的儀式。
在這三個星期中，城裏的每個布道壇都一再敦促圖盧茲的善良的人們盡可能提供反對讓·卡拉及其家人的證據，最後，該案在公共新聞媒體上徹底研究夠了，馬克自殺了五個月之後，審判開始了。
其中一個法官一時神誌清醒起來，建議到這位老人的鋪子裏查訪一下，看看他所描述的那種自殺是否可能，但他被12票對票壓倒了。卡拉被宣判施以酷刑，用車輪把他撕裂。
他被帶到刑訊室，手腕被吊起來，雙腳離地有一米高，然後使勁拽他的四肢，直到“同關節分了家”（我抄自官方的報告）。由於他拒不承認自己根本沒有犯過的罪行，就又被放了下來，灌了大量的水，很快他的身體就“膨脹到原來的兩倍”。他還是堅持拒不承認自己的罪行，就被抬上死囚車，拖到刑場，胳膊和腿都被劊子手分成兩段。在其後的兩個小時裏，他絕望地躺在斷頭台上，地方官員和教士們還繼續喋喋不休地用問題打擾他，這位老人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繼續申辯自己無罪。首席法官被這種固執的言辭弄得火冒三丈，便放棄了對這個無望案子的審理，命令把他勒死。
到了此時，民眾的怒火已經平息了，他家裏的其他成員都免於一死。卡拉的遺孀被剝奪了所有財產，在忠心耿耿的女仆人陪伴下，忍饑挨餓地隱居起來。至於孩子們，他們被打發到不同的修道院去了，隻有最小的兒子例外，哥哥自殺的時候他不在家，正在尼姆讀書，他很明智地跑到了日內瓦。
這個案子引起了好多人的關注。伏爾泰居住在費內的城堡裏（城堡建得離瑞士的邊界很近，隻要步行幾分鍾，就可到達外國邊界），聽到了這個案件，但一開始他拒絕理會此事。他一直與日內瓦的加爾文派牧師不和，他們也把那座在他們的城市視線之內的他的小小的私人戲院視為挑釁，是魔王撒旦的建築。因此，伏爾泰用傲慢的口吻寫道，這個所謂的新教殉難者並不能激起他的任何熱情，因為如果天主教不好的話，那麼極端偏執地抵製他的戲劇的胡格諾教徒就更壞！另外，在他看來（與其他許多人一樣），12個按照推測應該是受人尊敬的法官，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理由就把一個無辜的人判處這樣可怕的死刑，這簡直是不可能的。
費內的這位哲人對所有客人都是大門敞開的，來者不拒。幾天之後從馬賽來了一個正直的商人，他在這個案件審判期間碰巧在圖盧茲，能夠給伏爾泰提供一些第一手的信息。伏爾泰終於開始明白這個案件已經犯下的罪行的可怕，從那時起，他就再也放不下這個案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