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我國的學術界、教育界突破傳統的禁錮，引進西方的學術觀念、理想、誌趣、問題、方法，等等，並將其消化、吸收到我們的教育、科研環節中來。這無疑為中國學術的拓展和創新提供了新的基礎和空間。但是，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麵”，西方的理論、方法、問題意識逐漸成為中國學術話語的主體，這種情形不僅阻礙了民族自身的學術發展，而且也抑製了學術的文化多元對話與批評，並使中國學術也成為一種脫離中國現實需要的、文化霸權的教條體係。
近些年其實有了學術的文化反思的新動向。許多學者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學術身份和文化責任，探索中國學術的發展和創新的新路徑；許多學者提出了建立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新型學科和科研項目。
今天的世界格局正在發生巨大變化。“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國學術界和教育界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進入了新的曆史轉折點。目前我國的政治、經濟、外交、社會、文化等方麵的發展為學術界、教育界提供了空前優越的條件。中國學人應該抓住這一曆史機遇，開始認真思考我們作為世界大國的學者、作為第三世界領袖國家的學者的責任與使命。
平心而論，長期以來這個重要問題被忽視了，這方麵的計劃和準備工作也因此被耽擱了。全國的知識界、教育界應該迅速投入到有關這一學術發展方向的討論中去。
可以肯定，中華文化及其學術傳統蘊含著人類獨特的、充滿活力的思想，這是我們推動中國學術本土化和國際化的重要源泉；也可以肯定，中國的學者和學生，多不同於西方學人，具有深厚的文化包容心，更具有跨語言、跨文化的視角和技能，這是我們肩負起大國學者、第三世界領袖國家學者的學術責任與使命的良好基礎。
那麼，怎樣才算是起到了大國學者和第三世界領袖國家學者的作用了呢？恐怕問題的核心在於我們中國學者是否具備獨特的並合宜的問題意識、理論框架和方法手段，是否能使自己的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產生國際影響。
東西方之間有共同點，但是目前的問題是，它們的現實區別和彼此不同的關注點往往被忽視。在社會穩定、經濟發達、生活富足的西方世界裏，大批教授、研究生們花大量的精力和財力去探索諸如句法結構的奧秘、禮貌用語的規則、身份認同的表達方式、知識生產與語言構建關係等問題，可能是無可非議的。然而，在中國、東方/南方、第三世界裏，學者和學生麵臨的文化、曆史和社會現實是截然不同的，這裏有貧困、饑餓、天災人禍、經濟欠發達等“發展中”諸多問題，有西方在各個領域的霸權所帶來的負麵影響(剝削、壓迫、偏見、歧視等)，更有對經濟發展、獨立自主、和平自由的企盼。因此，中國學者和學生有責任、有義務去用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關懷這樣實際的、急迫的問題。第三世界人口占世界人口總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作為一個世界大國和第三世界領袖國家的中國學者和學生，不能隻追隨英美國西方的研究誌趣，而更應該把研究的注意力、問題意識指向第三世界的“發展”，包括東西方之間不平等的關係。
除了問題意識之外，作為大國和第三世界領袖國家的中國學者及學生還應該考慮在研究視角、價值觀、概念和理論框架、研究方法的構建中起特殊的帶頭和創造作用。比如，在我國流行的西方功能主義語言學理論，強調發話人通過語言實現自我需求的觀念，這與西方曆史形成的崇尚個人文化一脈相承。中國人不能忽視中國/東方文化的語言道德和當今整個人類的需求：即對受話人的關懷和大我的實現。因為儒家文化崇尚的語言觀恰恰是“立德”：即語言的最高境界是實現社會、國家、人類的和諧，所以我們可以將其轉化為中國理論的核心，並將其作為分析、評判和指導話語實踐的一個標準。又比如，西方話語研究往往把靜態的語言表達形式作為通向意義的管道，這顯然是受了西方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影響。而中國人不能忘記中國人/東方人的語言觀以及實踐特點：言有盡而意無窮。因為中國人說話往往間接、感性、委婉、甚至緘默，所以我們不僅要依靠西方式的結構分析方法，而且要發揮中華文化所認同的經驗、直覺、體察和理想的作用；另外，我們還應該把研究的對象當作能動的主體而非被動的客體，與其對話不斷，釋意不盡，如此循環，以求文化自覺和文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