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說吃米飯，那時就是在食堂裏想一頓多吃兩塊紅苕都困難。到1960年下半年，食堂連紅苕也沒有吃的了，隻能吃胡蘿卜當頓。炊事員在給人打飯的時候都要看人，如果是熟人的話，就給他舀紅苕，其他的人則舀胡蘿卜。長期挨餓，有的人渾身無力，連一個小水溝都跨不過去，一頭栽下去就再也沒起來。當時餓死了的人要抬出去掩埋，找四個男人抬都抬不起，都沒力氣了。但由於到處（幾乎是全省）都是這種情況，連討口都沒有地方可以去。
就這樣公社食堂走到了頭，1961年下半年，公社宣布解散夥食團。一部分家庭的房子在1959年搞“深耕細作”、“熏肥”、“輪歇”改田改土的時候就被拆掉了，房子上的茅草用來做了捆紮晚上勞動的火把。食堂解散，一部分人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了，隻有叫公社解決一間或者人多的家庭解決兩間工房來住。全鄉15個村、1個場鎮、118個生產隊，辦食堂之初全公社共有人口一萬三千多人（四千多戶），豬三千多頭，到公社解散時，人口減少了兩千多，豬隻有五百多頭了，有的生產隊隻剩下一頭老母豬，有的生產隊隻有幾頭豬，連人都吃不飽，哪裏還有東西來喂豬！人沒吃的，什麼辦法都想過，有人跑到簡陽去買幹蓮花白葉子來充饑，地裏的野菜蔓蒿草也成了老百姓的主要食物。鄉裏幹部一個月隻有八斤米，政府對鄉幹部“開恩”，允許他們到鄉裏的倉庫去買一定數量的米糠和白麵，摻和在一起做“餅”吃。
1962年，經濟開始好轉，這一年，中央提出了“調整、充實、鞏固、提高”的八字方針、文件《農村工作28條》《農村工作60條》，糾正了集體食堂時期的錯誤做法。首先把地交給老百姓種，能種什麼就種什麼，這樣才解決了老百姓填飽肚子的問題。
剛剛過了幾天吃飽飯的日子，1963年，小“四清”開始了，小“四清”還沒完，1965年10月，又開始搞大“四清”，對幹部的政治、思想、組織、經濟進行全麵地整治。當然，即使在現在看來，“四清”運動還是有它正確的一方麵，比如當時的口號“非己之財勿貪、非己之色勿好、非己之物勿占、非己之食勿餐”。“四清”期間，我的工資提高到24元，已經比1958年好了不少了，區幹部的工資也提高到了40元。
“四清”沒結束，“文革”就開始了。我當時已經擔任公社黨委副書記，而且是當時的鄉貧協主席，自發成立了一個官辦的所謂的造反組織“一四兵團”，跟另一個“水電造反兵團”瞎胡鬧了一陣子，就算革了命了。除此之外，“文革”期間的合江公社基本沒搞過什麼大的批鬥會。
“文革”後期，全鄉、全村組織了多次“憶苦思甜”報告會，報告會結束後就是吃“憶苦飯”。“憶苦飯”是用紅苕、南瓜、瓢兒菜、粗麥麩等做的，參會的每個人排隊吃上一碗，讓他們珍惜來之不易的好生活。凡是經曆過那個年代的人，都記得當時的口號“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翻身不忘共產黨”等。
合江亂也隻亂了一兩年，學校沒有停過課，一些民辦小學的老師也在校長的指示下繼續正常上課，農業生產也算是正常發展，每年春耕、夏種、秋收都按時進行。當地也沒有什麼大的工廠，隻有幾個鄉鎮企業，工人都知道要工作才有錢，農民也清楚，要種好莊稼才有飯吃。“農業學大寨”時的口號“坡地變梯地，梯地變梯田”和當時的實際做法對當地當時農業的穩定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1968年11月，我成了去大寨參觀學習團的團長，組織了包括村長、支部書記等的學習團隊去學習參觀了二十多天。從大寨回來之後，立即實施放冬水田、興修水庫等具有重要意義的農村基本建設措施，整修了1960年時修的土門子水庫。1970年，在政府組織下興修了東風渠。以往的九千多畝冬水田大量放幹，隻剩下1000畝左右放不幹的老冬水田。以前，冬水田一年就隻收一季穀子，產量也不高，畝產三百多斤。冬水田放幹過後，可以多種一季小春。放幹的頭兩年隻能種油菜，改善一兩年土壤結構後就可以種麥子了，糧食產量自然就有所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