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知“紅軍不怕遠征難”，怎能不知為哪般。皆知紅軍長征兩萬五得勝利，熟知長征緣起？
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進行的壯舉，同時也是一次艱苦卓絕的遠征。長征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共工農紅軍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在長征之前，曾發生過什麼事？離開創建好的根據地，紅軍的路在何方？
中央蘇區紅軍反“圍剿”
在毛澤東、朱德的率領下，紅四軍於1929年初離開井岡山，向閩西、贛南地區，進行大規模轉戰。不久後，紅四軍與突出重圍的紅五軍主力會合，共同向閩西地區進發。同年年底，紅軍在軍事上逐漸取得優勢，贛南、閩西地區相繼建立了蘇維埃政府，大力發展地方武裝。
1930年中旬，贛西南、閩西兩地的紅軍整編為紅1軍團，共計2萬多人。隨後，駐紮在湘鄂贛邊根據地的紅五軍和紅八軍整編為紅3軍團。兩個月後，紅1軍團與紅3軍團大規模整編，組成紅軍隊伍中最具戰鬥力的隊伍——紅一方麵軍，由毛澤東擔任總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朱德擔任總司令。這支隊伍也被稱為“中央紅軍”。同年10月，中央紅軍攻克吉安，成立了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中央革命根據地初見雛形。
隨著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革命的種子播撒向人民，革命之花開遍全國。中央紅軍隊伍不斷擴大至7萬餘人，連帶地方武裝幾近10萬人。
然而，紅軍落腳江西，建立革命根據地，竟成了蔣介石的“眼中釘”。
1930年10月，蔣介石集結各方兵力，下令對紅軍所在根據地展開大規模“圍剿”行動。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國民黨軍把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一方麵軍作為“圍剿”的重點，接連展開了三次針對性的“圍剿”。
麵對蔣介石步步為營的“圍剿”行動，中央紅軍沉著應戰，采取了“誘敵深入”等戰術，衝破敵人的包圍圈，順利地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前三次“圍剿”。
紅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不但使曾經誇下海口，要在半年內徹底消滅紅軍的蔣介石啞口無言，還促使了贛南、閩西地區根據地的融合，形成了總麵積為5萬平方公裏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其中，包括21座縣城，居住人口達250萬人。
在中央革命根據地連續三次反“圍剿”勝利的同時，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據地在反“圍剿”鬥爭中也取得了勝利。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在瑞金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當選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隨後，成立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擔任主席，彭德懷、王稼祥擔任副主席。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各革命根據地革命形勢發展迅猛。
但好景不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不久，“左”傾錯誤逐漸在中央及各根據地占據了領導地位。
1931年初，黨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召開。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主義開始了在黨內統治，時隔不久，黨領導成員發生了較大變動。王明動身前往莫斯科，周恩來被派往中央根據地，從蘇聯留學歸來的博古接替王明的職位，成為中共中央總負責人。
博古與王明的思想如出一轍，過分低估了敵人的能力，沒有意識到紮根農村的重要性，執意放棄搞遊擊戰，主張與敵人“硬碰硬”。很快，這種“左”傾冒險主義思想被宣傳到根據地各處。毛澤東強調要認清敵我形勢，不要貿然攻打中心城市。然而，這些觀點卻被認為是“狹隘經驗論”、“右傾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不僅如此，毛澤東在黨內和紅軍中的職位被撤銷，身份一落千丈，在黨內備受排擠。
1932年底，蔣介石卷土重來，調集重兵，對中央根據地展開又一輪“圍剿”。此次反“圍剿”鬥爭中，周恩來和朱德一再堅持以前的戰鬥經驗，沿用“誘敵深入”等一係列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由朱德親自指揮作戰。最終，中央紅軍在與敵人第四次交鋒中險勝。
前四次“圍剿”的失利，令蔣介石暴跳如雷。1933年，他不惜出動50萬兵力，調配上百架飛機，親自指揮作戰，對中央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第五次“圍剿”行動。
自此，中央紅軍開始了長達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圍剿”鬥爭。
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更新了戰術安排，采用“持久戰”和“堡壘戰”等戰略，並且阻隔了中央根據地的經濟來源，封鎖了道路交通，目的是徹底摧毀中央革命根據地。
此時的中央紅軍共有8萬餘人，如若采取正確的戰略戰術和轉移措施，憑借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經驗，繼續衝破敵人的包圍圈並非難事。但是，當時的中共中央負責人博古對正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不甚了解，對農民革命也是知之甚少。他始終堅持“左”傾冒險主義，認為前四次反“圍剿”中的“遊擊戰”和“運動戰”同屬“遊擊主義”，而是堅信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將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權全權交給了李德。
在對中國革命戰爭始末並不了解的情況下，李德開始掌管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大權。他首先提出摒棄“誘敵深入”戰略，主張紅軍全麵出擊，用“雙拳作戰”、“短促突擊”，預期達到“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效果。
在得知黎川失守後，李德下令收複黎川，派遣紅一方麵軍冒險進攻。在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內，紅軍進攻數次，不但未能攻占黎川，而且損失慘重。
在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指揮下，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初期一直處於劣勢。他們不但沒有總結教訓，還氣急敗壞地把失敗的責任推向其他人。曾失守黎川的肖勁光不免成了“替罪羊”，被送上最高軍事裁判法庭，判刑五年。
時隔不久，中央紅軍看到了一線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國民黨內部產生分裂，第十九路軍的將領聯合國民黨內部人員開始“反蔣”，在福州發動“福州事變”，並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對外宣稱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徹底決裂。
蔣介石“後院起火”，他很快把注意力從“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轉移到鎮壓“反蔣”勢力上，並抽調部分兵力鎮壓第十九路軍。用於“圍剿”紅軍的兵力大大減少，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危機也隨之減小。
此時，正是中央紅軍反守為攻的絕佳時機。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人獻計獻策，希望能借此機會與原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共同協作，扭轉當前局勢，使中央革命根據地轉危為安。
博古和李德沒有采納毛澤東等人的意見。兩人固執地認為，國民黨第十九路軍是在上演一場“鬧劇”，或者說是一種欺騙行為，不願與之建立統一戰線。
最終，國民黨第十九路軍沒能抵抗住蔣介石的武力鎮壓，剛剛建立起來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草草終結。之後，蔣介石再一次把戰鬥重心轉回中央革命根據地，企圖將紅軍置於死地。
1934年4月，國民黨軍大舉進攻廣昌。自此，廣昌保衛戰正式拉開帷幕。
此時，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進入白熱化階段。麵對國民黨軍的瘋狂進攻，紅軍戰士浴血奮戰，秉承“武裝保衛赤色廣昌，不讓敵人侵占蘇區寸土”的堅定信念，擊退了敵人的前兩次進攻。
敵人兩次進攻失敗後，很快調轉槍口，由東向西轉變作戰方向，準備鉗製紅軍主力部隊。得知敵人改變戰略，博古、李德不為所動。他們愚昧地認為構造好的防禦工事可以抵抗敵人的飛機大炮，一直閉口不談轉移陣地，或是改變策略的問題。
4月底，敵人開始集合武力資源，並調配數十架飛機和一個炮兵旅的兵力，會攻廣昌。
在敵人的重火力攻擊下，李德眼中的牢固工事不到半天時間，已被夷為平地，駐守在工事中的戰士大量陣亡。隨後的幾次進攻中，紅軍拚盡全力卻沒能挽回失敗的結局。此次廣昌保衛戰，紅軍傷亡人數多達5093人，殲敵人數隻有自身損失的一半數量，成為紅軍幾次反“圍剿”中的最大敗筆。
廣昌保衛戰失利，不懂軍事的博古和不懂變通的李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彭德懷再也無法抑製心中的怒火，與李德爭辯起來。兩人吵得麵紅耳赤，彭德懷毫不留情地指出李德隻會“紙上談兵”，使紅軍苦心建立起來的根據地接連失守，簡直是“崽賣爺田心不痛”。
然而，紅軍將領的指責並沒有改變博古和李德的想法。他們仍舊固執己見，堅持展開建寧保衛戰。國民黨軍進行“堡壘戰”，李德下令采取“堡壘對堡壘”的作戰方式予以應對。這樣一來，紅軍無疑再一次與敵人展開了“消耗戰”。
1934年5月，兵力、武器都不能與敵人正麵抗衡的紅軍，加之錯誤的戰略指揮，最終被迫撤離建寧城。此時，從龍岡、廣昌、建寧、泰寧、明溪（今歸化）、永安、連城到筠門，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大部分已經被敵人占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