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蜀滇的青銅文化交流
呂金穎
巴蜀文化是古代巴地和蜀地的曆史文化，根據時代的發展，不同時期的巴蜀文化有著不同的文化內涵。商周時期，四川盆地的文化主要是蜀文化，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川西的蜀文化與川東的巴文化平分秋色，但兩者的考古學麵貌並無大的區別。兩者在考古學上已經融為一體，因而被稱為“巴蜀文化”。滇文化是春秋戰國時期產生的分布於雲南中部滇池區域和雲南東部的地方青銅文化，滇青銅文化在春秋至戰國初年萌芽，戰國初至戰國中期逐步發展，在戰國末期到西漢晚期走向鼎盛。
一、研究意義
滇文化是一支燦爛的青銅文化，春秋戰國時期雲南滇池區域的青銅文化中，由於受到商代蜀文化的影響，有較為濃厚的蜀文化早、中期青銅文化色彩。而在戰國之後，巴文化與蜀文化融為一體，影響滇池地區的就是巴蜀文化。作為先秦時期地方青銅文化的兩支主要類型，蜀文化和滇文化與中原文化相比擁有獨特的文化內涵，它們是中國文明的多元起源地之一，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深入研究蜀文化和滇文化不僅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對於傳承優秀文化傳統，樹立文化品牌具有重要作用。
蜀文化是一支具有開放性和兼容性的文化。自晚商時期以來，蜀文化通過西南絲綢之路與中國以外的其他文明有著廣泛的聯係與交流，滇池地區位於古蜀國的南方，在蜀文化對外交流的南方絲綢之路上，成都是起點，而滇中地區是主要的交流通道，因此蜀與古滇國的交流是蜀文化對外交流的一部分，研究蜀滇關係對於古蜀對外關係的研究有重要的影響和作用。一方麵，蜀地青銅文化的發生年代早於滇文化，在地域緊鄰的兩種文化中，發展程度高的文化必然會促進發展程度低的文化。春秋戰國時期，滇池地區青銅文化的眾多因素顯然受到古蜀青銅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麵，古蜀文化同樣受到滇文化的影響，如巴蜀青銅文化中常見的各種形式的異形鉞，以及古蜀國青銅器原料主要來源於雲南等因素。段渝先生在《古代中國西南的世界文明——論商代成都平原青銅文化與華北和世界古文明的關係》一文中認為蜀文化與滇文化的聯係是多方麵的，從文化的曆時性角度看，兩周時代蜀文化與滇文化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在民族構成上也有許多傳統的共同點，可以稱為西南曆史文化區。
二、研究現狀
巴蜀與外域的交往曆史悠久，在《史記》、《華陽國誌》、《水經注》等古文獻中就有所提及。但長期以來，這些史料並未得到認真對待。20世紀60年代，任乃強、鄧少琴等率先提出中國絲綢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開啟巴蜀文化對外交流研究之路。任乃強又於80年代論述了中國西南通往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認為年代遠遠早於北方絲綢之路。童恩正也研究了從成都經雲南到達東南亞、南亞以至中亞的商道的大概情況。日本學者藤澤義美、港台學者桑秀雲對這條由四川經雲南西行至外域的交通線進行了研究。學術界為了將它與北方絲綢之路加以區別，根據地理位置，將其稱之為“西南絲綢之路”或“南方絲綢之路”，後來漸漸習稱為“南方絲綢之路”，簡稱“南絲路”。
長期以來，對於先秦至兩漢時期古蜀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即“西南絲綢之路”的研究，既有宏觀角度的研究，又有從道路、民族、貿易、器物等微觀角度的研究，但是對於古蜀與古滇文化聯係與交流的研究則很少，或者隻是將其置於古蜀對外交流的範疇中泛泛而談。例如在研究“西南絲綢之路”文章中提到古蜀與滇池區域交流的學術文章有段渝先生的《巴蜀古代文明與南方絲綢之路》、鄒一清的《先秦巴蜀與南絲路研究述略》。段渝先生認為滇文化中用青銅鑄造人物雕像和動物雕像，用杖表示權力和地位，青銅兵器中有大量無格式青銅劍和三角形援無胡戈，這些青銅文化因素來源於三星堆文化。另一方麵，滇文化對巴蜀文化也有影響，如晚期巴蜀文化中常見的異型鉞；鑄造青銅器所需的銅礦錫礦是來源於雲南；蜀滇兩地都曾使用貝幣，同是以貝幣為主的貨幣流通體係。研究古蜀與滇文化交流的專著和學術文章則相對較少，專著有方國瑜先生的《中國西南曆史地理考釋》、段渝先生的《巴蜀古代文明研究：政治結構與文化模式》，學術文章有劉弘先生的兩篇文章《巴蜀文化在西南地區的輻射與影響》和《西南地區用杖習俗研究》，從考古學角度觀察巴蜀文化向西南夷地區傳播的文化因素。此外，還有從道路、民族、貿易、器物等微觀角度研究古代蜀滇文化交流的學術文章。從道路方麵研究蜀與滇交流的文章有陳茜的《川滇緬印古道初考》、肖明華的《南絲路上的雲南青銅文化》、李安民的《唐以前昆明的古道以及在曆史中的作用》；從民族角度研究的有段渝的《跨生態的文化和政治擴張：古蜀與南中文化的關係》；從貿易方麵研究的有袁明祥的《試論南絲路貨幣》、雷家明的《南方絲綢之路上的雲南商品貨幣》；從器物方麵研究的有段渝的《古代中國西南的世界文明——論商代成都平原青銅文化與華北和世界古文明的關係》、江章華的《對鹽源盆地青銅文化的幾點認識》、吳怡的《從出土文物看古代滇蜀關係》等。本文在閱讀以上資料的基礎上，試圖從青銅造型藝術角度探討蜀文化對滇文化的影響，為探討古蜀與古滇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提供新的認識和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