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陳述這個理論，我已經放棄了大量的公理（如關於羞恥、適應行為、非正式的情形、收集合適的信息、自我指導以及大部分關於跨文化變異的公理），我還增加了幾個公理，關於處理群際過程（關於權力、受威脅的身份、集體主義自尊和普通的群體內部身份）和在陌生人-群體內部關係，焦慮和不確定性中的跨文化變異。放棄的部分是因為我目前認為它們對管理焦慮和不確定性不重要。我增加的公理提高了這一理論與社會身份理論（如Tajfel，1978，1981）的兼容性。
休伯和薩倫蒂諾（Huber & Sorrentino，1996）認為在人際與群際關係理論中存在一個“不確定性指向”偏見。就像早先指出的那樣，薩倫蒂諾和邵特（Sorrentino & Short）對不確定性指向個體和確定性指向個體作出區分（如個體差異變量、個體特征）。不確定性指向個體趨向於解決關於自己或環境的不確定性，而確定性指向個體則不同。休伯和薩倫蒂諾（Huber & Sorrentino）認為確定性指向個體“避免或忽視非一致性或模糊性，以此保持確定性和清晰性”（p.593）。他們也指出“不確定性指向的人注意並直接處理不確定性和非一致性，而確定性指向的人注意並直接處理熟悉的和確定的事情”（p.593）。因此，休伯和薩倫蒂諾（Huber & Sorrentino）認為不確定性削減理論（Berger & Calabrese，1975）隻適用於不確定性指向的個體，這與現在這一版的焦慮和不確定性管理理論看法相同。
我認為焦慮不確定性管理理論不受限於不確定性指向個體有三個原因。第一，我把不確定指向納入理論；第二，影響不確定性的因素（如表麵因素）也影響了不確定性指向個體和確定性指向個體的不確定性的程度；第三，隻有當我們不是深思熟慮的時候，我們的個性特征才會影響我們的行為，當我們深思熟慮時，我們可以選擇那些不是基於個性的行為（如當確定性指向個體深思熟慮時，如果他們想達到有效的交流，可以選擇管理他們的不確定性）。
一些讀者可能會提到，這個理論包含47個公理，未免過於複雜。盡管如此，我們要記住，當理論被構建時，理論的目標必須與理論性陳述的數量相平衡。既然焦慮和不確定性管理理論的目的之一是提高交流質量，公理就不能高度概括化。增加公理的抽象性雖然可以使理論變得簡單，但卻減少了理論的實用性。這一理論不僅可以被大量運用到實際生活中，還可以適應新環境。
這一版本增加了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時刻把握好焦慮和不確定性管理、有效交流和深思熟慮的關係。例如，我們如何意識到焦慮和不確定性的最佳水平？既然在交流的過程中不可能始終保持深思熟慮的狀態，我們如何意識到什麼時候需要深思熟慮呢？為了增加理論的實用性，很有必要分離出線索，當我們意識到發生了誤解或將要發生誤解，我們可以啟動深思熟慮。對於什麼時候我們需要有效的交流，不管是否意識到，我們都要做出選擇，此時我們需要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深思熟慮。以後版本的理論包含這些問題後會提高理論的實用性。
最後總結一下，我對焦慮和不確定性管理理論的發展做出了簡要的概述，並且更新了公理。現在的理論版本還不是一件成品，它需要不斷地修改。盡管如此，現在的版本完成了它的目的，比1995年版本的理論更精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