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笛卡爾的教育思想
17世紀中葉，雖然英國已經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但法國仍然處在封建君主專製國家，天主教的高級僧侶和封建貴族居於統治地位。隨著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緩慢發展，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封建專製的矛盾逐漸開始激化。其鬥爭是通過宗教鬥爭的形式表現出來。在思想和教育界，代表著封建製度的天主教依靠其宗教組織耶穌會，對具有革新精神的新教派別如胡格諾派和詹森派進行殘酷的迫害。結果，18世紀初，隨著胡格諾派的起義被鎮壓，大批胡格諾派教徒逃亡國外。1709年，詹森派的修道會被解散，修道院被拆毀，教徒們也難逃流亡國外的厄運。
雙方的思想鬥爭也在教育戰線上激烈展開，作為正統天主教的耶穌會，致力於“特別關心孩子們的教育”，以便把他們從新教的“精神汙染”中拯救出來。當時文藝複興和科學思想已經在社會上產生很大的影響，耶穌會不是從正麵直接反對，而是要通過教育把文藝複興精神和古代經典納入服從基督教理想和教會之中，將產生於文藝複興思想的新個人主義引導到為上帝服務。出於這個目的，他們對教育進行改革，試圖把耶穌會目的和當時最優秀的教育思想相結合。
為了通過思想教育爭奪更多的信徒，各宗教派別紛紛把注意力轉向了教育，他們希望通過教育改革吸引更多的人，再在學校教育中貫穿各自教派的思想。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這當然還應歸功於世俗的力量，科學的發展，資產階級希望借助科學的力量推進世界的進步。人們迫切希望擺脫中世紀以來繁瑣的、讓人難以琢磨的經院教條，而是將古代傳統、騎士的感情和基督教精神結合在一起。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養一種全新的人：具有古希臘和羅馬的優美表達方式和清新的思想、騎士的情感和耶穌會的虔誠。
笛卡爾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進入當時享有盛名的耶穌會學校——拉弗萊舍學院。
笛卡爾的教育思想是與教育改革的時代大潮密切聯係，他對教育的反思更多地是來源於他所受到的教育。
笛卡爾的教育思想有三個來源：一是他對過去學校教育的反思，二是他對探求真理的方法的追求，三是他個人的實踐活動。
笛卡爾在其早期著作《探求真理的指導原則》和自傳體的著作《方法談》中，就對自己過去所受到的教育進行了反思，他認為，人們不應該把科學和技藝等量齊觀，技藝是與人的身體的特定運用和習慣相關，而科學屬於“人類的智慧”，“我們必須相信，一切科學彼此密切聯係，把它們統統完整地學到手，比把它們互相割裂開來，更為方便得多”。笛卡爾把科學和技術分開，強調科學知識的重要性，並要求對科學知識體係加以完整的理解，這就反對了傳統教育宗教至上的原則，也有別於經驗主義者過於注重技能技術培訓的傾向。當然笛卡爾並不是走極端，他隻不過認為，完整的學習科學知識，培養人們的良知比其他兩者更重要而已。因為在笛卡爾看來，“良知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均勻的東西”，而且是“人人天然地均等的”。隻要我們掌握了正確運用良知的方法，我們就能“正確地作判斷和辨別真假”。
盡管學校當時已進行了改革，但笛卡爾對學校當時的課程設置還是很不滿意，在哲學、數學、自然科學和宗教等科目中，笛卡爾比較喜歡幾何和代數，因為“算術和幾何研究的對象既純粹又單純，絕對不會誤信經驗已經證明不確實的東西，隻要算術和幾何完完全全是理性演繹而得的結論。這就是說，算術和幾何極為一目了然、及其容易掌握”。笛卡爾認為，教育的起點應該是循序漸進的，應從最簡單、最明確的東西入手，而不要一開始就研究那些“晦澀不明的問題”。他認為這種“輕視一切容易的事情，專一研究艱難的問題”的做法無異於浪費時間。
對於所選修的科目，應看它是否有利於培養人們的良知和增長人們的知識。正是在這個前提下，笛卡爾特別反對當時已被濫用的亞裏士多德的三段論，認為“應該予以唾棄”，認為三段論隻能增加辯論的技巧，不能增長人類的知識。
他反對後來盧梭的自然教育法，認為“對於年輕人，不可以聽其自然，放任自流”。希望他們能得到教師的指導。但對教師的教導也不能盲從，因為“教師們每每是彼此衝突的，他們之中誰都未必總是教給我們最好的看法”。對於典籍和權威也是如此，他一方麵認為“必須閱讀古人的著作，因為……既有利於獲知過去已經正確發現的東西，也有利於知道我們還必須竭盡思維之能事以求予以解決的東西”。但另一方麵他又對典籍保持警惕。他說：“我自幼受到典籍的教育，因為我聽信了人們的話，認為靠讀書就可以對一切有益於人生的東西得到一種明白而且可靠的知識，所以我懷著一種極大的欲望去學習典籍。可是當我全部修完這些課業……覺得我的努力求學並沒有得到別的好處，隻不過是愈來愈發覺自己的無知。”懷著對舊的教育體製的失望，笛卡爾決定走出校門，去讀世界這本“大書”，他遊曆各地，遍訪各國宮廷和軍隊，與各種人打交道，“收集各種經驗，在命運提供給我的那些際遇中考驗自己，並且隨處對遇見的種種事物注意思考，即便從中獲得一些好處”。在笛卡爾的這些學習實踐中，他注意把書本知識和個人的親身實踐結合起來。對書本和權威，他認為應該讀書而又不拘泥於書，對於個人實踐，他認為應該走向世界，親身實踐，但又不能沉沒於現實世界，不能被感性的經驗和種種習俗所迷惑，要對其進行“思考”，“用更多的心機和技巧”來辨別真假，這樣才能獲得我們所需要的好處，即增長良知和知識。
如何克服舊的教育體質的弊端呢？笛卡爾首先否認那種極端的革命的方法，“我深信個人要靠從根本上改變一切、靠把國家推翻的辦法來改造一個國家，確實是不可能的；同樣地，要想改造各門學問的整體或學校裏講授各門學問的成規，也確實辦不到”。笛卡爾認為，我們雖然不能在行動上進行社會和教育革命，但我們完全可以在探求真理的方法上進行一場徹底的革命，通過“普遍懷疑”掃清障礙，以認識自我為起點，尋找正確發現真理的方法和途徑，用真理指導人們的行動，最終達到人類的幸福。
笛卡爾的教育理想是，通過教育，使人固有的良知得到正確的發揮，尊重科學又不背棄信仰，與社會、他人和諧相處，推動社會全麵進步。看得出，這一理想是資產階級和封建君主相互妥協的產物，思想上的進步和行為上的保守，“隻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運”。教育改革，從我做起，認識自我，掌握方法，既要利用科學知識推動社會進步，又不能觸及封建專製的利益，這樣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特征。
1641年6月，笛卡爾在荷蘭的萊頓近郊會見了捷克教育家誇美紐斯。誇美紐斯（1592—1670年）這位捷克偉大的教育家，被人稱為“最寬宏大量、最有遠見、最具有理解力的和在所有闡述教育問題的作者們中最注重實踐的人”。作為一個流亡者，此時正從他久居13年的波蘭黎撤城前往瑞典，途經荷蘭時，他特地訪問笛卡爾。兩人無論在經曆上還是在教育思想方麵都有著許多共同的東西。他們都常年居住在國外，都在知識界負有盛名，都是進步思想的代表，都對中世紀的教育體製深惡痛絕。
其實，笛卡爾對教育一直很關注，他身邊總有在教育第一線工作的教授們，而且他的思想也正在荷蘭大學的校園掀起一陣陣風暴。由於對教育的關注，笛卡爾也很關注教育界的改革。1638年，即誇美紐斯出版《泛智的先聲》論著的第二年，笛卡爾就從當地一位名叫格蘭德的醫生那裏得到了那本書，仔細讀過後，還就此向朋友發表了自己的見解。現在笛卡爾與誇美紐斯相見，討論最多的自然是誇美紐斯的“泛智”教育問題。
所謂“泛智”，誇美紐斯認為，就是指人人易懂的關於自然界和社會的百科知識的總和。由於當時科學的發現和發展，許多新的思想和觀點不斷湧現，誇美紐斯希望能通過編寫百科全書的形式及時總結人類的最新研究成功，以便於人們更好地研究和學習。當然，人們要想及時獲得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靠狹隘的中世紀教育和人文主義教育那一套方法根本不可能，必須有一種更新的、更好的教學方法才能適應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和形式。在誇美紐斯的“泛智論”裏，包含著可貴的新思想。一方麵他認為，人雖然生而有罪，但並不一定就走向墮落，隻有發展人的智力和能力，人就可以通過知識和理性獲得美德和虔誠，最終達到純潔和神聖的狀態；另一方麵，誇美紐斯相信，所有人，包括農民大眾都是可以教育的。既然如此，在教育方麵就不應該有那麼多的等級和障礙，無論性別、宗教、經濟、文化狀況如何，所有的人都應該享有平等地受教育的權力和機會，我們評價一個人，不是以他的宗教派別或世俗的政治、經濟地位為標準，而應該以他的智力為標誌。受基督教思想的影響，誇美紐斯認為，真正的教育是培養人性的教育，把人引導到德行和純潔；教育的目的，是通過對宇宙萬物的掌握，為今生和來世做準備。雖然說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來世，但隻有把握好今生，僅可能接受更多的教育、學習更多的知識，對任何事物，包括自己，都要有控製權，隻有這樣，才能在來世把自己更好地交給上帝。
由於受英國經驗主義者培根的影響，誇美紐斯認為所有的知識都是通過人的感官獲得的，但感官必須接受精確和清晰的訓練。應該注意讓學生在實踐中學習，通過思考學會思，通過唱歌學會唱，在推理的過程中學會推理。教育應爭取使每個人“知道萬物，做出萬事，講出萬物”。為了更好地理解，必須首先學會本國語言，其次還要學會別國語言和古代語言。要善於運用類推法獲得真正的知識。為此必須要求老師用最好的教材和最好的教學方法來實現學生的學習計劃。
誇美紐斯的教育思想雖然還沒有完全突破宗教的束縛，但他卻反映了資產階級全麵變革的要求。
笛卡爾雖然與誇美紐斯在諸如知識的來源等方麵有一定的分歧，但兩人的思想仍有許多是不謀而合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笛卡爾強調良知是“人人天然地均等的”，“是世界上分配得最勻的東西”；誇美紐斯強調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且應享受同等教育的權力，通過後天的學習就能實現自我控製，達到應有的純潔和德性。他們在這裏都強調了人人平等和人的自主權，要求掙脫封建的、宗教的束縛和桎梏。
第二，在實現人的解放的方式和途徑上，兩人都認為應該通過方法上的革命來實現對知識的獲得，並通過知識和理性實現人的自由和幸福。所不同的是，笛卡爾是從認識論的意義上談認識真理的普遍方法，誇美紐斯則是從教育學的角度談教學方法的改革，盡管出發點不同，但兩人的目的和途徑是相同的，都強調人的解放應從思想解放開始，通過方法上的革命使人達到對真理的認識，通過知識的獲得最終使人獲得更大的滿足和幸福。這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哲學和教育上的反映。
第三，兩人都反對中世紀的教育體製，都是在尊重宗教的前提下為人的自由和科學的活動提供更大的空間。笛卡爾是天主教徒，誇美紐斯也在捷克兄弟會擔任牧師職務，在17世紀那樣的條件下，他們不可能實現與宗教的徹底決裂，就連伽利略、布魯諾那樣的思想家也難以做到。但他們兩人的相似之處在於，都盡可能在教會和政府容忍的情況下實現最大限度的改革，而且自己都為此身體力行。就拿使用語言來講，當時教會強調使用拉丁語和古希臘語，並不希望使用本國的語言從事教學和創作。而誇美紐斯在其泛智論中強調學生首先要學好本國語言，而且他的有關教育理論的不朽名著《大教育論》就是用捷克語言寫作而成的；笛卡爾也是這樣，他不但要求自己的思想清晰明確，而且要求自己的寫作也應該簡潔、清晰、生動，為了使大多數的人都能夠看懂他的著作，他特意用法語寫作自己的《方法談》。表麵上看，這隻是一個使用語言的習慣問題，其實這是對教會的反對，他們都希望使知識和科學麵向大眾和世俗世界，使民眾在新方法的指導下獲得更多的知識，進而從宗教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以實現人類的進步和發展。
從以上的比較中可以看出，笛卡爾一生雖沒有在學校擔任過教師工作，但他依然關心教育，並在哲學思考中提出許多先進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雖然在當時的條件下不可能實現，但隨著笛卡爾主義在歐洲、特別是在法國本土統治地位的加強，笛卡爾的教育思想也對法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由於笛卡爾反對經院哲學，反對把“神啟”和宗教作為知識的來源，提倡科學和理性，在笛卡爾這些思想的影響下，法國的教育就比同時代的其他國家更注重人的智力的發展和思維能力的培養。當時受笛卡爾教育思想影響最大的是詹森派，這個教派中的知識分子，在笛卡爾思想的指導下，或創辦學校，或從事教師工作。他們改革舊的教學機製，對學生采取溫和的態度，在教學內容上，重視數學、地理、曆史等科目的教學，強調學習本民族的語言並用母語進行教學；反對死記硬背，注重實物教學和趣味教學；他們在教學中更注重發掘學生們的智力和培養他們的判斷力。由於采用了以上的教學方法，詹森派所創辦的學校在法國呈現出一派新的氣象，盡管這些學校20年後相繼被耶穌會派查封，但笛卡爾的教育思想已經在法國的教育界埋下了思想的種子，一旦條件成熟，它就會在這片肥沃的土壤裏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