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川農村經濟的發展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我國是個農業國，農業是整個社會經濟的基礎，四川又是個內陸農業區，四周為群山阻隔，交通不便。它與沿海和全國其他水陸交通要道地區不同，不能依靠外地的原料和市場來促進城市工商業的發展，隻能主要依靠本地區農業提供的原料和市場，來促進城市經濟的發展。宋代川峽四路“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 。成都附近出現了“蜀地膏腴，畝千金，無閑田以葬”的局麵。四川農業有了迅速發展。水利灌溉麵積的擴大，梯田的興建，耕作技術的提高，使四川糧食單位麵積產量居於全國前茅。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為了進一步改善生活，隻能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改變農村的農業結構和產業結構。在發展糧食生產的同時，發展農村的經濟作物和家庭手工業。因而宋代四川農村的商品生產有了飛躍的發展，紡織業、茶業、井鹽業、藥材業，甚至甘蔗、製糖、釀酒、水果、花卉都成為農村重要的商品經濟部門。這些農村商品生產的發展，為城市提供了豐富的手工業原料和各種商品，為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三、農村場鎮集市的興起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場鎮集市是聯係城鄉經濟的紐帶，它是在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我國在隋唐以前，鄉村市鎮已經零星出現，中唐以後開始大量興起，入宋以後遍及全國。宋以前的地方誌中，州縣以下的行政單位隻有鄉的記載，而入宋以後，州縣以下的行政單位普遍記有市鎮，據《元豐九域誌》記載統計，北宋元豐初年，川峽四路所轄現今四川境內就有場鎮696個。這些場鎮一般都興建於工商業特別發達和交通要道地區。其中有些場鎮的工商業甚至比某些州城和縣城更為繁榮。如懷安軍（今金堂縣）就是“縣二而鎮九，以縣而言，金堂為大；以鎮而言，古城為富。方諺謂軍不如縣，縣不如鎮”。嘉州（今樂山市）的蘇嵇鎮和符文鎮，也是“市井繁遝類壯縣”。這些新興的場鎮，既是農村的商品生產中心，又是鄉村的商品交換基地。農民把生產的商品拿到場鎮集市出售，又買回所需的商品。商販走鄉串鎮出售城市和其他地方的商品，又在場鎮收買鄉村的商品和原料運往城市和其他地區出售。農村的場鎮集市成了溝通城鄉商品生產的樞紐，一方麵促進了農村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麵又促進了城市工商業的發展。
四、交通的發達和出口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交通運輸是社會經濟的動脈，溝通經濟交流的橋梁。宋代四川對外的交通聯係雖然仍要翻山越嶺，十分艱險，但水陸交通畢竟已經四通八達。由成都經劍門、利州，而到陝西的川陝陸路和由岷江、嘉陵江、長江而到東南的水路，是四川通往境外的水陸交通大動脈。與這兩條水陸交通大動脈相銜接、相彙合的還有由閬州 （今閬中縣）、巴州（今巴中縣）翻越米倉山而達陝西漢中的米倉道；由達州（今達縣）翻越大巴山而達陝西洋州（今陝西洋縣）、金州（今陝西安康市）的洋巴道；由夔州通往湖北施州（今湖北恩施）和由黔州（今彭水縣）通往湖北、湖南、貴州的道路；由南平軍（今綦江縣）通往貴州桐梓、遵義的道路；由合江沿赤水河通往貴州赤水和由瀘州沿納溪河、永寧河上行通往敘永的入滇入黔道路；由敘州沿橫江河穀上行通往雲南鹽津、昭通的道路和沿金沙江到屏山、雷波、馬邊的入滇道路；由雅州（今雅安市）經碉門 （今天全縣）的入藏道路；由蘆山經汶川、鬆潘和由永康軍（今灌縣）經茂汶通往甘肅、青海的道路；以及由嘉陵江溯江而上通往陝西興州（今陝西略陽）的水路。這些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網，使得四川各個城市的物資不但能運銷四川境內，而且能遠銷全國各地。當時四川西北的甘肅、青海為吐蕃所有，東南的雲南為大理所據，貴州亦非宋朝實際統治之地。位於西南的四川實際上是宋朝西南地區對外進出口貿易的基地。四川的蜀錦、絹帛、藥材、土產等西蜀寶貨，陸則肩挑背馱，日輸月積，遠銷甘肅、青海和雲南大理各族；水則“順流而下……建帆高掛則動越萬艘，連檣直進則倏踰腧千裏”，直達華東、華南以至轉輸海外。吐蕃和大理的戰馬、海外的香藥亦輸入四川轉銷全國，從而更加促進了宋代四川城市經濟的繁榮。
（三）
宋代四川城市經濟的發展，在地區分布上、經濟類型上、發展水平上，都有不少值得注意的特點。
從地區分布上看，經濟性城市主要分布在下麵三類地區。（一）農業發達地區。成都平原農業最為發達，經濟性城市也最為密集。各個州城，甚至一般的縣城都設置了商稅務，商稅和其他非農業稅的收入也特別多。（二）商品生產發達地區。蜀州（今崇慶縣）、彭州（今彭縣）、雅州（今雅安市）、永康軍（今灌縣）等地的城市經濟是在紡織業和茶葉生產發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農業落後，耕稼不足以自給的陵井監 （今仁壽縣）、富順監（今富順縣）、淯井監 （今長寧縣）和大寧監的城市經濟，則是在盛產井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據《輿地紀勝》記載：陵井監“家有鹽泉之利”，使“郡之鹽利冒於西蜀”。富順監產鹽，使得“邦賦彌崇，人是以聚,國是以富”，“百姓得其富饒”，商旅輻輳，成為“奠梁蜀之東，為水陸之會”的都市。大寧監因為“一泉之利，足以奔走四方”，而成為“吳蜀之貨，鹹萃於此”的都會。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不但商品生產發達地區的州城、縣城由原來單純的政治中心變為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經濟中心，而且這些地區鄉村的場鎮經濟也特別發達。盛產茶葉的彭州的導江鎮、蒙陽鎮、蒲村場、木頭場，雅州的名山場、百丈場，蜀州的味江場；出產井鹽的涪州（今涪陵縣）的白馬津，黔州（今彭水縣）的鹽井鎮，開州（今開縣）的封鹽場，都設置了商稅務。這些場鎮的商稅收入甚至比某些州城還多。熙寧十年名山場的商稅額為一萬九千餘貫，彭州蒙陽場為一萬餘貫，蒲村場為六千餘貫，味江場為五千餘貫，白馬津為四千餘貫，其商稅收入超過了某些州城的商稅收入。這些都反映出宋代四川經濟發達的城市又往往分布在商品經濟特別發達的地區。（三）水陸交通要道。這些地區即使農業生產和商品生產落後，但因交通發達，經濟性城市仍然鱗次櫛比，破土而出。地處四川北部交通孔道“土瘠民貧、城郭庳而居室陋”的利州，長江流域“地無桑麻，每歲畬田”，刀耕火種的戎州、瀘州，被稱為“峽路天下最窮處”的渝州（今重慶市）、萬州（今萬縣市）、夔州等地都是因地處水陸交通要道而成為當地的經濟中心。特別是利州路的利州、閬州、劍州（今劍閣縣）、巴州（今巴中縣）、蓬州（今蓬安縣）、政州（今平武縣）等六州，因地處川陝陸路和嘉陵水道，在這六州二十八縣中，有二十六縣的縣城都設置了商稅務，成為當時川峽四路中州轄縣城設置商稅務比例最高的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