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壩子響春雷
這是繼土地改革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後農村的第三次革命。——一位農民說。
“成都模式”將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力量影響整個世界。——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說。
多年來，出生於城市的我，對農村卻一直有著特殊的感情。在離開成都赴北大上學期間，每當想念故鄉時，眼前浮現的總是川西壩子春天那一大片耀眼的、金燦燦的、清香撲鼻的油菜花和林盤中星星點點的農家小院……
除了田園詩人陶淵明對我的影響，讓我向往那“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情畫意外，大學時期我曾擔任過農村的掃盲教員，上世紀60年代又曾在農村擔任過兩年的“駐社幹部”，“文化大革命”中更在農村勞動了9年，因此，我對中國農村和農民的貧困一直有著一種切膚之痛，並認為我們對農村和農民實在欠賬太多太多。2000年我撰寫並出版的長篇報告文學《貧
困的呐喊》，便是以反映大巴山地區農村和農民那種驚心動魄的貧困狀況，以及他們如何進行抗爭和奮鬥為主題，呼籲給予農村和農民更大的關注。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迅速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一個工業國，並從計劃經濟體製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轉軌，隨著經濟迅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加快，城鄉差距日益加大，城鄉二元結構日益強化，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協調，已經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穩定和國家建設的進一步發展。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組織撰寫的《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5——追求公平的人類發展》中曾指出，中國最大的不平等是城鄉的不平等。
十六大以後，黨中央明確宣布，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黨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後，采取了一係列支農和惠農的措施——每年開一次農村工作會議，每年新年伊始便發出一個“中央一號文件”，2005年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2006年又正式宣布廢止農業稅條例……但是，盡管進行了這些努力，“三農”問題依然嚴峻。
原因到底在哪裏？筆者認為，相當重要的原因在於，自1958年頒布《戶口管理登記條例》以來，我國便以戶口製度為基礎，人為地把公民劃分為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兩大部分，在社會上不平等對待，在經濟上不等價交換（特別表現為不清晰、不完整的農民財產權利），在公共服務方麵非均等化。於是，長期實行的這種“城鄉分治，一國兩策”的政策和體製，便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城鄉經濟社會二元結構，使農民被束縛在狹小的土地上，限製在封閉的農村裏，成為被犧牲的“二等公民”。這種結構性的、體製性的矛盾，嚴重阻礙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使農民貧困、農村落後的問題一直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差別逐年擴大，以致竟出現了這樣的民謠：
鄉集、村集、組也集，農民著急。
你也籌，我也籌，農民發愁。
辛辛苦苦大半年，七扣八扣不見錢，哪還有勁去種田？
幾十年來，農村人祖祖輩輩最大的願望就是“跳出農門”，子女們最大的追求也是“跳出農門”。
戶籍製度誕生在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經曆代沿革，逐漸成為一種成熟的製度。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麵對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封鎖，麵對國內薄弱的工業化基礎，通過戶籍管理製度確實有效控製了城市人口的增長，充分發揮了農業在振興國民經濟中的作用——通過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帶來了積累，實現了國民經濟的增長。但隨著經濟的發展與時代的進步，這種帶有一定歧視性功能的製度不但沒有及時進行修正，反而日益強化，教育、就業、住房、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無不與之相關，這種犧牲大多數人利益保護少數人利益的政策，不但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而且也帶來了大量社會問題。
20多年前作家路遙在小說《人生》中，便反映了城鄉二元結構如何造成了主人公高加林的愛情悲劇。實際上，遭遇這種悲劇性命運的，有千萬個高加林。
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沒有農村的繁榮穩定就沒有全國的繁榮穩定，沒有占人口大多數農民的小康當然也就談不上全國人民的小康。就以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熱議的“拉動內需”為例，如不提高農村的購買力，拉動內需又從何說起？
正因如此，我對成都市關於統籌城鄉發展，推動城鄉一體化的試驗，便產生了特殊的感情和強烈的興趣。
在一年多來的采訪和考察中，我到了成都市所屬的12個區市縣、41個鄉鎮、64個村、5個工業園區與9個新型農村合作社，采訪了上千位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對上百戶農民的生活狀況進行了係統調查。在這個過程中，無數生動的人物和事例讓我驚喜，讓我感動，讓我清楚地感覺到巴蜀大地上無數創新思維的湧動，清楚地聽見了川西壩子上春雷歡悅的響聲。在黨和政府的強力推動下，成都市的改革者們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統籌推進了“三個集中”“六個一體化”和農村工作“四大基礎工程”，在城鄉基層推進了經濟市場化、社會公平化、管理民主化改革，初步形成了城鄉同發展共繁榮的良好局麵，不但促進了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也讓整個社會更加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