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任何問題，都有一個曆史的方法問題。曆史的方法就是實事求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能“想當然”，也不能憑感情好惡、主觀願望。如傳統與現代化，就是這樣的問題。我研究歐洲問題，總自覺或不自覺地同中國的曆史互相參照。由此得出的一條結論，就是歐洲的傳統文明是從自身的演變開出現代化的；而中國卻沒有從自身獨自地演變出現代化，而是在與歐洲文明接觸時時而與之相衝突，時而又在衝突中接受其影響中進入近代史期的。如果沒有歐洲文明的衝擊和影響，中國曆史仍會沿老路走下去。這一點就連康有為都意識到了，所謂“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來，雖後此千年率由不變可也”（《上皇帝書》）
最近幾年我提出來一個“歐洲何以為歐洲？中國何以為中國？”的問題，就是想先從道理上想清楚。這樣，對我們為什麼要改革、為什麼要開放，就可以絲毫沒有認識上的拖累。
一、中國和西歐的不同傳統
兩部曆史，兩種傳統。這是觀察中、西社會發展的根據。這是個老問題，早在晚清就有人提出來了。嚴複所謂“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就把問題擺出來了。“五四”時期，陳獨秀、李大釗等說，中國文化主“靜”，西方文化主“動”；西方的“動”的工業文明摧垮了東方的“靜”的農業文明。他們提出中國必須拋棄舊傳統，迎接德、賽兩先生，創建新文化。這些話說了一百年了，現在仍然要說，因為它仍是當今未了之事。
現在的問題是緊扣著現代化提出來的，就是：中國的傳統為什麼與現代化扯不上關係；與之相對應的則是為什麼歐洲卻是從自己的傳統中發展出現代社會來。這本是一個很平常的曆史事實，但是卻有人批評說這是一種“民族虛無主義”的觀點。這樣的批評對不上號，因為它不是擺事實講道理，而是扣上一頂帽子了事。這問題在下麵第三部分還要講，此處從簡。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中國和歐洲文明各自有自己的曆史影響，或曰各自有自己的曆史軌跡。因此，當中、西兩大文明在十九世紀中葉相遇時，人們自會發現，西方早在二三個世紀以前就已進入近代史期，而中國則仍滯留在中古狀態。此即馮友蘭先生所說的“中西之交，古今之異”。
這就扣上了這篇文章的題目，一種曆史的觀念，或者叫曆史的方法、曆史的態度。“曆史的看法隻是認為東方人和西方人的知識、哲學、宗教活動上一切過去的差別都隻是曆史造成的差別，是地理、氣候、經濟、社會、政治，乃至個人經曆等等因素所產生、所決定、所塑造雕琢成的；這種種因素，又都是根據曆史，用理性，用智慧，去研究，去了解的。”
先看中國的曆史。舊中國是朝代更替、“自我循環”的曆史。可以拿秦始皇統一六國、廢封建、立郡縣當作一條分界線。在這以前的曆史，用孔子的幾句話來概括，就是：“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或其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這是孔子對子張的問題“十世可知也？”的回答。孔子是說，三代以來的政治體製、社會秩序基本上代代相因，每一代對上一代隻不過有所損益而已。後來孟子看出來正在發生大變化，梁惠王問他：“天下惡乎定？”孟子答說：“定於一。”又問：“孰能一之？”回答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天下莫不與也……”
到秦始皇確實是“定於一”了，但並不是按孟子的施仁政的辦法實現；秦始皇當然不是“不嗜殺人者”。
對於秦始皇以後的曆史，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有幾句話概括。他說：“郡縣之製，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誠然秦以後並不是一貫統一的，曆朝曆代都有不同的分裂局麵；但是從政治體製、社會形態、基本的生產生活方式上看，確實是“二千年而弗能改矣”。王夫之還說，郡縣製在秦前已有，封建雖“不可複”，但三代以來的封建製仍糅在秦後的郡縣製裏，所以中國曆史上下五千年是一部沒有社會性革命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