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少有的未曾中斷過的文明，幾千年間積澱下來的傳統文化門類繁多，雅俗共存，內容極為豐富和駁雜。麵對祖先留下的巨大遺產，近代以來的知識分子態度各異，有的視為累贅和包袱，認為它阻礙了民族的進步和新生；有的視為珍寶和驕傲，一說到漢唐盛世、中原文獻便眉飛色舞，大有祖宗闊過，將來必會再闊的自信；更多的則是喜憂參半，愛恨交加，主張一方麵輸入新知，一方麵整理國故，以期在中西交流、古今融合中再造文明。
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並積澱於農業文明時期，軸心時代的諸子百家爭鳴，產生了一批極富原則性的思想和學術作品。但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民族文化的創造性受到抑製，但古老學術在流變中仍有所創獲，相繼出現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等門類，特別是東漢以後佛教的引入，對中國人的人生哲學、審美趣味等都發揮過重要影響。近代以後，中國國力衰微，飽遭列強欺淩，傳統文化於是屢遭詬病，甚至被當作一切苦難和屈辱的淵藪，激烈者恨不得焚之毀之而後快。
傳統文化當然並非一無是處。平心而論，中國軸心時代百家爭鳴的氣氛，以及幾千年中形成的燦爛多姿的詩詞歌賦、文物古跡、繪畫書法乃至民樂茶道、武術雜技等，都足以被後人引為驕傲，“二十四史”中的豐富內容亦可用來充談資，助餘興，察品類之盛大、發思古之幽情。但也必須承認，傳統文化中確有野蠻落後、遠不適應人類社會發展之潮流的內容。世界上以民主、自由、憲政和法治為主流的價值體係，都產生於商業文明和工業文明時代，它與農業文明時期的文化形態發生某些扞格和衝突乃屬必然。
傳統文化中最不適應現代世界的是其政治文化。儒家、法家乃至老子的《道德經》，都屬於為君主服務的官方意識形態，而非與世俗權力相對立的價值體係。中國古代主要的統治形態，無論是“陽儒陰法”還是“外道內法”，其實質都為帝王術，即帝王統禦民眾的方法和技巧。表麵上的道德治國、無為而治不過是油彩，借以迷惑民眾，在被統治者中的經驗中投下道德的影像，給他們以幻想與期待，其內核則是法家的淩厲峻急。君主手握“刑賞”二柄，信奉刑要足懲、賞要足勸的原則，通過威懾和利誘的兩手政策馴服民眾。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綿延兩千多年，在民眾中造成普遍的臣民心理和可憐蟲意識。因為民眾直接麵對的往往是酷史和無休止的盤剝，所以一個王朝總有走向沒落之時。但統治形態卻具有高度的複製性，通過反抗和政變而登台的統治者，仍沿用過去君主的統禦之策，在治國理念上不會有任何實質上的進步。專製獨裁統治的優勢與邪惡在於，被統治者既要被迫接受其奴役，還要歌頌主人的統治。
傳統政治文化中也有某些監督機製，如設立禦史台和專門的言官，儒生亦可上書陳事，以“道統”製衡“法統”，但其作用十分有限，因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的規矩一旦形成，諫言是否起作用全依憑君主的好惡和喜樂為定。唐太宗算是一代明君，對魏征的反複諫言也頗為厭煩，甚至想殺掉此“田舍翁”。其他昏庸君主的作為便可想而知。不過，由於社會結構、交通、信息等因素的限製，古代帝王的統治仍有某些縫隙，不可能做到鐵盤一塊。鄉紳文化、隱士文化還能有一定的生存空間。
文化的創新與守舊在學界一直爭論不休。其實，創新恰恰是守舊的前提，隻有在政治文化上實現向公民社會、向民主法製的轉型，傳統文化中一些優秀的東西才能得以很好地保存和發揚。否則，守舊便會不得要領，守住的可能是極需變革的東西，而大量優秀的東西反而會被埋沒拋棄，如花果飄零一般。現今中國人世俗生活中的一些表現，如追捧洋節日而忽視傳統節日，毀壞大量真實的文物古跡以開發房地產等，便是典型的表征。
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是兩種不同的文明類型，但兩者之間是一種繼承與創新、流變與整合的關係。工業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亦暴露出明顯的缺失，如過度消費、環境汙染等等。所以，一個國家在融人工業文明、信息文明的同時，也應當吸取農業文明中一切有關的因素，如克製節儉、沉思冥想、重現家庭、善待自然等等，以平衡現代人日益奢侈、浮躁和冷漠的心態，避免走向瘋狂和毀滅。
胡長明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