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老師不喜歡他了，說是循環不清場，現在也要清場了。於是，很有誌氣的吳起不跟你學儒了，開始自己鑽研兵法。
後代有人認為，《左傳》裏邊很多內容，都是吳起寫的。桐城派（是個文學流派，不是武林派係）的姚鼐就是持這種觀點，因為吳起是兵學高手，所以才把《左傳》中的軍事鬥爭描述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成為《左傳》中最大的亮點；《左傳》裏邊對楚國曆任大王，不論好壞，都褒揚得虎虎有聲，對楚國的大臣，卻恨之入骨，這跟吳起後來的遭遇很能對得上號（吳起愛楚王，憎楚臣）。《左傳》對三晉褒揚勝過齊魯，這也是跟吳起的恩遇立場相匹配的。錢鍾書大師，幹脆就宣言：《左傳》是吳起寫的，不是左丘明寫的。
不管怎麼樣，通常的理解是，吳起是《左傳》的講師，並且往裏邊塞進去很多他寫的東西。
吳起二十八歲，齊國人來打魯國人了（這是齊國人的家常便飯，國內一鬧意見，有矛盾，就出去打魯國，給自己撈資本，揚威，就像夫妻倆吵架，拿孩子出氣）。
正在揣摩兵法的吳起，被魯穆公（魯哀公後第三任）看中了，想任命他為將，抗齊。吳起終於有了顯山露水的機會。但是魯國的大賢，非常不習慣讓外來戶（還是一個暴發戶的兒子）去飛黃騰達。於是大賢們就去譖害吳起，說吳起新娶的第二個老婆，是齊國人，吳起這小子肯定會跟老婆走的，對魯國有二心，必壞魯國大事。（唉，儒教門下，敗類也如此之多啊。）
吳起為了心中燃燒著的、熾熱的樹功立業的誌向，毅然決然地殺死了妻子，求得魯君信任。這就是吳起“殺妻求將”的故事。魯穆公看見吳起已經跟齊國人劃清界限了，馬上拜吳起為將軍，率兵迎擊齊國。
公元前410年的月光，被淹死在吳起新娘子那皎白的皮膚上，吳起落了個“名利狂人”的惡諡。不過，欲行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人。吳起作為一介布衣，當命運向他招手，機會的大門向他展開，這樣的事情，一生能有幾次呢？除了為個人的前途計慮，吳起也擔負著整個家族的期望，父親經商積累，就是為了下一代更上一個台階。在當時，個人行為是受家族意誌規範的，在吳起看來，娘子的死，是對家族發展的一種獻身，是對擺脫“布衣”這頂爛帽子的有力推動。樂羊吃掉自己兒子的肉，再早的時候，人們祭祀，習慣把長子殺掉獻給天帝，這都是一種個人命運對家族意誌的貢獻和服從，不宜簡單以道德尺度衡量--何況當時儒教的倫理觀還沒有滲透進人們的骨髓。
吳起掌了將軍大印以後，先派一個孬種去向驕傲的齊國人求和，擺出怯戰的樣子，與此同時，抓緊部署兵力。吳起一反中軍首先衝擊的慣常戰法，而是把老弱殘兵放在中軍，精銳隱藏在兩翼，乘齊軍未摸清情況、鬆懈不備之時，突然從兩翼發起猛攻。齊軍始料不及，倉促應戰，其前部兵力強，後部兵力弱。吳起兩翼全力逼迫齊軍後部撤退，一俟成功，便乘勢追擊，以擴大戰果。終於魯軍以寡擊眾，大獲全勝。
魯國的大賢們開始對吳起同誌刮目相看，同時又不遺餘力地中傷吳起：“主公，吳起淨幹些驚世駭俗的舉動，在他老家，他殺過三十個笑話他的人，在我們這兒，他又殺了自己的媳婦，老媽死了也不奔喪。我們的軍隊以弱克強，這是不吉利。諸侯看見我們能打，一定會聯手來侵伐我們的，到時候滅國都不止了。魯、衛本就是兄弟，我們如果用衛國的吳起，衛國人能不罵我們挖牆腳嗎？何況這家夥思想意識不過關，本來行為就不端。”
魯穆公聽完，覺得寧要行為端正的草，也不要氣質超群的花。於是宣布把吳起同誌開除。（魯國靠著這些品質極“端”的大賢人保著，一定是可以發達的！在魯國，你要學會的不是如何做事，而是如何做人。）
我們奇怪，魯國這麼一個兔子一樣怯懦、爬蟲一樣卑汙的國家，它所萌發出的儒教，會是多麼進步的東西嗎？然而儒教在西漢，特別是經過宋儒、明儒的升級版，變成了中國人的國教，結果是越升級越敗家。自從儒教大行其道以後，春秋戰國時代人們那種瑰麗、壯烈的風格氣度，一去不返了。這是巧合嗎？
的確，用儒家的那一套標準來衡量，死一百次也有了。
死有餘辜的大能人吳起，卷起鋪蓋卷，用盡了渾身上下的黑暗，也理解不了這個沒有性格和前途的國家。他結束了這一場黃粱美夢，又變成了從前一樣的布衣，四周都是舊空氣，大印也被收回去了。他就像《堂吉訶德》裏邊被人捉弄的桑丘，當了沒兩天的海島總督，打退入犯的海盜，卻隻不過是別人安排的鬧劇一場。
離開你就是報複你了。吳起冒著小雨，夾著行李卷兒，站在兩千四百年前曲阜城的火車站旁，思量著自己人生的下一個站點。